东西街(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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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菲利普·桑兹|责编:王颂|译者:吴筱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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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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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392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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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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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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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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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菲利普·桑兹|责编:王颂|译者:吴筱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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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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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392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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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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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88.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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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菲利普·桑兹（PhilippeSands），国际律师，伦敦大学学院法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的评论员。桑兹在世界各地演讲，曾在纽约大学任教，并曾任多伦多大学、墨尔本大学和索邦大学的客座教授。2003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女王的法律顾问，现居英国伦敦。著有《无法无天的世界：制定和打破全球规则》（LawlessWorld:MakingandBreakingGlobalRules）、《酷刑团队：拉姆斯菲尔德的备忘录和美国价值观的背叛》（TortureTeam:Rumsfeld''''sMemoandtheBetrayalofAmericanValues）等。
译者简介吴筱筠，1986年生于湖北武汉，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居美国圣何塞，自由译者。
目录
致读者 1
主要人物 3
序 章 邀 请 1
第1 章 莱 昂 13
第2 章 劳特派特 77
第3 章 诺里奇的蒂尔尼小姐 143
第4 章 莱姆金 169
第5 章 戴领结的男子 231
第6 章 弗兰克 249
第7 章 茕茕孑立的孩子 313
第8 章 纽伦堡 325
第9 章 选择不想起的女孩 369
第10 章 判 决 383
尾 声 走进森林 441
致 谢 457
参考文献 465
注 释 471
出版后记 499
内容摘要
在今天被称为利沃夫的城市，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曾在同一所大学跟随同样的法学教授学习法律，根据各自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以及家庭变故，劳特派特注重对个人的保护并提出了危害人类罪，将其引入《纽伦堡宪章》，最终用于给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定罪；莱姆金则侧重对群体的保护，提出了灭绝种族罪，他们二人及其法律思想至今对国际司法体系影响重大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作者在讲述他们的同时，也追溯了自己的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在面对纳粹暴行时穿越欧洲的神秘故事。
作者运用小说式的写作技巧，围绕着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二战”时期担任波兰总督的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国际法教授赫希·劳特派特以及检察官兼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四个主要人物展开叙述；以不着痕迹的文笔、恰到好处的表述将几个家族的故事完美地交织在一起。
精彩内容
序章邀 请1946年10月1日星期二纽伦堡司法宫下午3时许，被告席后的木滑门开了，汉斯·弗兰克走进600号审判庭。他身穿灰色西装，与看押他的两名脸色阴沉的军警所戴的白色头盔形成强烈对比。一次次审讯已经打垮了这位粉红色脸颊、细尖鼻子、头发紧贴头皮的前阿道夫·希特勒私人律师、波兰占领区私人代表。弗兰克不再是昔日被他的朋友理查德·施特劳斯所歌颂的身材挺拔修长的部长。的确，他的精神很是恍惚，以至于进入审判庭时转错了方向，背对着法官。
那天审判庭坐满了旁听者，当中有一位来自剑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秃顶、戴着眼镜的赫希·劳特派特像一只浑圆的猫头鹰一样栖息在长长的木桌尽头，身边都是英国检察官队伍的杰出同事。劳特派特坐在距离弗兰克不过几英尺远的地方，身着黑色西装，正是此人最早提出在《纽伦堡宪章》中引入“危害人类罪”这一概念，用这5个字来形容发生在波兰领土上的针对400万犹太人和波兰人的谋杀。劳特派特后来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国际法人才和现代人权运动之父，然而他对于弗兰克的关注并不仅仅出于专业原因。弗兰克担任波兰被占领区总督的五年间，伦贝格市也被划入他的管辖范围。那里住着劳特派特的大家族，包括他的父母、他的哥哥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孩子。一年前审判开始时，劳特派特仍未知晓他们在汉斯·弗兰克管辖范围的命运如何。
另一个同样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拉斐尔·莱姆金，当天没有到现场。他当时正躺在巴黎一所美国部队医院的病床上通过无线电收听判决。他曾在华沙先后做过检察官和律师，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逃离了波兰，辗转到达美国。他作为美国检控团队的一员，与英国检控团队一起参与了这次审判工作。他把好几个公文箱千里迢迢带到了美国，每一个公文箱里都塞满了文件，包括许多由弗兰克签署的法令。在研究这些材料时，莱姆金发现了一种行为模式，并为其创造了专有名词，用来形容弗兰克可能被指控的罪行。他将这种罪行定义为“种族灭绝”。与劳特派特旨在保护个体而着重于反人类罪的研究不同的是，莱姆金更多地关注于对团体的保护。为了将灭绝种族罪纳入对弗兰克的指控中，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然而在审判的最后一天，他却因病倒而无法出席。他对于弗兰克的关注同样包含了个人原因：他在利沃夫市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他的父母和弟弟被卷入了据说发生在弗兰克管辖区的罪行。
“被告汉斯·弗兰克。”法庭庭长宣布。弗兰克很想知道自己能否活到圣诞节，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向七岁的儿子兑现刚许下的承诺，他向儿子保证一切都会好的，他会回家和他一起过节。
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纽伦堡司法宫68年后，我在汉斯·弗兰克的儿子尼克拉斯的陪同下参观了600号审判庭，汉斯·弗兰克许下承诺时，他还是个小男孩。
我和尼克拉斯从司法宫后方废弃监狱空荡荒凉的翼楼开始参观，这是四栋翼楼中仅存的一栋。我们一起坐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他的父亲曾经在同样的牢房里住了将近一年。尼克拉斯上一次来这里还是1946年9月。“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让我感觉离我父亲比较近的房间，”他告诉我，“我坐在这里体会着他的处境，他在这里待了一年左右，只有一个开放的厕所、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牢房是无情的，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尼克拉斯的看法同样毫不留情。“我的父亲是律师，他知道他干了什么。”600号审判庭至今仍在使用，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变化不大。早在1946年，从牢房到审判庭必须经过一部窄小的电梯，21名被告中的每一个人当时都是乘着这部电梯直达法庭。这是我和尼克拉斯都很想亲眼看看的设备。它仍在原处，就在被告席后面，同一扇木滑门像往常一样无声无息地滑开。就像当时每天报道这场审判的伦敦《泰晤士报》前草地网球记者R.W.库珀所写的：“打开，关上，打开，关上。”1尼克拉斯拉开这扇木滑门，进入那个狭小的空间，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
从里面出来后，他走到他父亲在审判期间被控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时所坐的位置。尼克拉斯坐下来，俯靠在木栏杆上。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整个大厅，然后叹了口气。我时常想，他父亲最后一次通过电梯的滑门进入被告席时是怎样的场景。1946年10月1日，星期二，因为法庭不允许拍摄审判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所以这一场景只能靠想象而无法目睹。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尊严。
尼克拉斯打断了我的思绪。他的语气温和而坚定。“这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房间，对于我和全世界而言都是如此。”2我和尼克拉斯一起来到600号审判庭的起因是我几年前意外收到的一封邀请函。现名为利韦夫市的城市大学法律系发来邀请，请我讲一堂公开课，谈谈我对于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所做的研究。他们请我谈谈我所参与的案件，我对于纽伦堡审判的学术研究，以及这次审判对我们当今世界产生的影响。
我一直对纽伦堡的审判和传说，对现代国际司法体系宣告诞生的那个时刻怀着浓厚的兴趣。那些隐藏在冗长的卷宗里有待发现的奇特细节，那些从法庭细节角度描写了呈堂证词的书籍、回忆录、日记所构成的深刻的证据，它们都令我目眩神迷。那些与之相关的图像、照片、黑白新闻片及电影—比如1961年上映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纽伦堡大审判》，因其题材和片中斯宾塞·屈塞与玛琳·黛德丽逢场作戏的片段而令人印象深刻—让我兴趣盎然。
这种兴趣背后有其现实原因，因为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目前的工作：纽伦堡的判决像一阵强风，让刚刚萌芽的人权运动顺利扬帆起航。没错，虽然有股强烈的“胜者之正义”的气息，但这桩案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它开启了将国家领导人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的可能性，创下了绝无仅有的先例。
利韦夫的邀请多半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诉讼律师，而不是因为我写的书。1998年夏天，我在罗马开会，参与了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谈判的外围工作，几个月后，我在伦敦参与了皮诺切特案。这位智利前总统在西班牙检察官指控他犯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后向英国法庭请求司法豁免权，请求最终被驳回。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随着其他案件陆续出现，自纽伦堡审判之后经过了冷战时期几十年的沉寂，国际法庭的大门终于再次开启。
没过多久，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案件就出现在了我伦敦的办公桌上。更多案件接踵而至，它们是关于刚果、利比亚、阿富汗、车臣、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塞拉利昂、关塔那摩和伊拉克的指控。这份令人悲伤的长名单反映出，纽伦堡600号审判庭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实现。
我参与了好几个关于大规模杀戮的诉讼案件。其中一些案件指控的是危害人类罪，即故意杀害大量人类个体的罪行；还有一些案件则提出了灭绝种族罪的指控，即蓄意消灭某一群体的罪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别侧重于对个体和群体的犯罪的罪名并行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开始把灭绝种族罪看作是众罪之首，这种等级划分某种程度上等于是说针对个体的大屠杀相比之下没那么恶劣。我时不时会无意发现，这两个概念的起源和用意与二者在600号审判庭上的首次针锋相对隐约有着某种关联。但我从来没有更深入地去了解纽伦堡所发生的事。我知道这些新的罪名是如何从无到有被提出来的，以及它们的定义后来是如何发展完善的。至于它们背后与之息息相关的人物故事，它们在指控汉斯·弗兰克的案件中是如何引起争议的，我所知甚少。我也不了解是怎样的个人处境导致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各自产生了不一样的观点。
来自利韦夫的这份邀请给了我探索这段历史的机会。
我抓住这次机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的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在那里出生。我对外祖父的后半生很熟悉——他于1997年在巴黎逝世，那是他热爱并称之为家乡的城市——但我对他1945年以前的生活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愿谈论这些事情。他的人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当我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时，他的家人已经所剩无几。我只知道这个事实，至于具体有多少家人，以及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去世的，我一概不知。这趟去利韦夫的旅程也让我有了了解过去那段痛苦岁月的机会。
对于莱昂的前半生，我只接触到一些零散的信息，绝大部分都被他埋藏起来了。那些留下了种种线索和许多未解之谜的事件在战后时期肯定对我母亲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我也具有重大意义。是什么让我选择了法律这条路？而且偏偏是似乎与秘而不宣的家族史紧密相关的法律领域？“阴魂不散的不是死去的人，而是留在我们之间的，由他人的秘密形成的空白。”3精神分析师尼古拉斯·亚伯拉罕曾经这样描述孙辈与祖辈之间的关系。利韦夫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去探索那些阴魂不散的空白。我接受了邀请，然后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撰写公开课的讲义。
从地图上看，利韦夫在欧洲的正中心，离伦敦路途遥远。假如在里加和雅典、布拉格和基辅、莫斯科和威尼斯之间各画一条连接线，利韦夫正好位于这三条线的中点。它位于分隔东欧与西欧、南欧与北欧两条断层线的交会处。
整个夏天，我都沉浸在有关利韦夫的资料中：书籍、地图、照片、新闻简报、诗歌、歌曲等我能找到的一切关于作家约瑟夫·罗特口中的“边界模糊”4之城的东西。我尤为感兴趣的是莱昂在那里度过的20世纪之初，当时这个城市有着明艳的色调，“红白色、蓝黄色及一抹黑金色”5，分别代表着波兰、乌克兰和奥地利。我见识了一座神话之城，在这个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的地方，奥匈帝国中共存的不同群体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彼此碰撞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厦倾颓，终结了一个帝国，释放出的威力造成了诸多遗留问题和流血冲突。先是《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紧接着是纳粹军事占领和苏联的控制来回更替，共同种下苦果。“红白色”和“黑金色”消失了，现代利韦夫只剩下乌克兰人口，“蓝黄色”完全占据了这个城市。
在1914年9月到1944年7月间，城市的控制权易手了8次。在成为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含奥斯维辛—没错，正是那个奥斯维辛—与扎托尔公爵领的克拉科夫大公国”的首都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座城市从奥地利治下转到俄罗斯手中，接着又回到奥地利，后来短暂地归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所有，然后转由波兰控制，再到苏联，再到德国，然后回到苏联，最后到今天的乌克兰管辖下。莱昂小时候所生活的加利西亚王国是由波兰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和其他人共同拥有的。然而，到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一天进入600号审判庭时，也就是在不到30年后，整个犹太社群已经灭绝，波兰人也被驱逐出去了。
利韦夫的街道是整个欧洲动荡的20世纪的缩影，是割裂了不同文化的血腥冲突的焦点。我逐渐喜欢上那些年代的地图，上面的街道名称一变再变，而绘制的路线却始终如一。一张奥匈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新艺术风格的公园长椅是我后来颇为熟悉的地方。这里可以让我看到世事变迁，可谓是这个城市不断变化的历史上一个绝佳的观测点。
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省议会大楼
1914年，长椅所在之处是城市公园，与奥匈帝国最东端省份加利西亚省议会大楼隔街相望。十年过去了，长椅没有移动，但其所在之处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变成了波兰的柯斯丘斯基公园。议会已不复存在，但大楼还在，变成了卡齐米日大学。61941年夏天，当汉斯·弗兰克掌管了这座城市，这个长椅也被德国化了，它位于耶稣会花园，对面是被剥除了波兰身份的前大学建筑。
有众多的文学作品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为主题。然而没有任何作品能像《我的利沃夫》那样把失落的往事描述得历历在目。“已在时间和雨水的洗刷下变黑，粗糙龟裂如同中世纪橄榄树的皮，利沃夫的公园长椅，你们现在位于何处？”7波兰诗人约泽夫·维特林于1946年叩问道。
六十年后，当我坐到我外祖父在一个世纪前可能也坐过的长椅上时，这个地方已经叫作伊凡·弗兰科公园，这一名称是为了纪念一位写过侦探小说的乌克兰诗人而命名的，现在对面那栋建筑里的大学也冠上了他的名字。8维特林世外桃源般的回忆以西班牙语和德语译本的形式陪伴着我，指引我穿行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认识那些在1918年11月爆发的冲突中战栗过的建筑和街道。那是一场波兰和乌克兰族群之间的恶性冲突，犹太人也被裹挟在其中，甚至成为攻击目标。其严重程度足以登上《纽约时报》，还促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我不想揭开背负着这些记忆的生者身上的伤疤，所以我不会谈论1918年。”9维特林这样写道，而且也是坚持这么做的。他指出，尽管“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肢解了这座城市，许多人被夹在交战双方中间，但是，人们还维持着日常生活中的良善风气，例如就在我坐的长椅附近，当年乌克兰裔的同校朋友暂时停止争斗，好让放学经过此处的年轻的维特林回家。
维特林写道：“我的朋友之间仍是和睦为主，即便他们中的许多人分别属于矛盾双方的族群，各自秉持不同的信仰和观点。”这里曾经是加利西亚的神话世界，在这里，国家民主主义者喜爱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共舞，旧鲁塞尼亚人和亲俄派陪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身旁一道哭泣。维特林写道，“让我们一起在世外桃源玩耍”，唤醒“身为利沃夫人的精神”。10他捕捉到了这座城市崇高而又粗俗、明智而又愚昧、诗意而又平庸的气质。“利沃夫及其文化的味道是酸涩的”，他伤感地总结道，就像一种不常见的水果的味道，czeremcha（一种野生樱桃），利沃夫郊区克勒帕里的特产。维特林把这种水果称为cerenda，又苦又甜。“乡愁甚至还喜欢篡改味道，如今让我们以为利沃夫完全是甜味的。但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利沃夫是一杯苦胆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杯胆汁更苦了，《凡尔赛和约》使它暂时悬浮着，并未完全沉淀。每隔一段时间它就报复性地重新泛起沉渣，愈加苦涩，例如1939年9月苏联人骑着白马涌进城德国人开着坦克到达。“1942年8月初，占领区总督弗兰克博士抵达利沃夫，”一位犹太居民在一本罕见的保存至今的日记中这样记录着，“我们深知他的到来不是好兆头。”11同月，希特勒的御用律师，时任波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登上了大学楼前的大理石台阶，在大厅中宣布要彻底消灭这座城市的犹太人。
我在2010年秋天抵达利韦夫做讲座。到那时为止，我发现了一个奇怪且显然没有人提到过的事实：把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纳入纽伦堡审判的两个人—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都是维特林所描写的那个时期的该城居民。两人都在这所大学学习过，亲身体会过那些年的苦难。
这只是出现在我案头的众多巧合中的一个，但它将永远是最深刻的一个。在这次前往利韦夫讲授国际法起源的准备过程中，我了解到这座城市本身就与这些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现代国际司法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两个人竟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这应该不仅仅是巧合。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一次访问利韦夫的过程中，我在大学甚至整个城市遇见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城市在现代国际司法体系建立时的作用。
讲座之后的提问环节大部分围绕着这两个人的生活：他们住在哪条街上？他们在大学里学过什么课程？他们的老师是谁？他们是否见过或认识对方？他们离开这个城市后的那些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法学院没有人谈论他们呢？为什么其中一个人信奉对个人的保护，而另一个则信奉对群体的保护呢？他们是如何参与纽伦堡审判的？他们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关于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这些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
然后有人问了一个我能够回答的问题。
“危害人类罪与灭绝种族罪有什么区别？”“假设一场屠杀杀害了十万人，他们恰好来自同一个群体，”我解释说，“例如利韦夫市的犹太族群或波兰族群。对劳特派特来说，杀害个体，如果属于系统性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就是危害人类罪。对于莱姆金来说，重点是消灭种族，杀害许多人的目的是消灭他们所属的群体。对于今天的检察官来说，两者的区别主要是证明动机的问题：要证明灭绝种族罪，你需要证明杀人行为的动机是消灭这个群体，而证明危害人类罪不需要展示这样的动机。”我解释说，证明要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群体的意图出了名的困难，因为参与这类杀戮的人往往刻意避免留下书面证据。
这种区别很重要吗？另一个人问。法律把人当作个体来保护还是当作群体的一员来保护的区别重要吗？那个问题盘旋在房间里，从那以后一直萦绕在我脑中。
晚些时候，有个学生来找我。“我们可以避开人群私下谈谈吗？”她小声问道，“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走到一个角落。“这个城市里没有人知道也没人在乎劳特派特和莱姆金，”她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身份成了污点。”“也许吧。”我回答说。我不确定她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她说：“我想让你知道，你的演讲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我明白了她想告诉我的、传达给我的是关于她自己的族裔的信号。无论是作为波兰人还是犹太人，身份问题都是不能公开谈论的。个人身份和族群归属的问题在利韦夫很敏感。
“我理解你对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兴趣，”她接着说，“但你难道不是更应该探究你外祖父的经历吗？难道他不是那个离你的心最近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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