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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者:李海文|责编:罗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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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四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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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2011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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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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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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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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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者:李海文|责编:罗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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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四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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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2011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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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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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69.9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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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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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长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副主编。 主要著作：《周恩来家世》《多棱镜下的周恩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彭真市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共重大事件亲历记》《世纪对话——忆法制奠定人彭真》《张浩传》等。
内容摘要
《周恩来传略》作者均来自党的文献和党的领袖人物研究权威部门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他们有条件比其他研究者接触更多的关于党史和党的领袖人物的第一手档案资料，通过研读这些档案，他们可以写出一些读者不了解而希望了解的真实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从周恩来身上学到一些重要的思想方法、提*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等等。由于作者具备这样的写作优势，所以，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这部书稿更具权威性、史料性，也更加生动、真实、可信。 本书内容丰富且通俗易读，每篇文章独立成篇，却有着内在的联系。作者选取了周恩来一生中重要的节点，以讲故事的笔法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周恩来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其中很多内容鲜为人知。
精彩内容
“这家真难当啊！”同许多孩子一样，童年的周恩来也曾在充满幸福与母爱的环境中生活过。 他的生母万氏是一个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万氏有三个儿子，周恩来是她的长子。因丈夫常年奔波在外，家里的事情全部由她担当起来。周恩来未满周岁时，因为叔父身患重病，身边无子，善良而识大体的母亲把他过继给了叔父。这样，一来可使叔父在弥留之际有所安慰，同时也使年轻的叔母有所寄托。虽然周恩来从小过继给他人，但是在几个孩子中，母亲仍旧最喜欢他，出门做客、办事总是带着他，母亲处事公正、坚定、果断的作风深深印在他的心中。 周恩来的叔母，也就是他的过继母亲陈氏虽然出身贫寒，但也是书香门第，家庭的影响使她勤于书画，爱好诗文，是一个富有才学的女子。同万氏的性格相反，陈氏十分文静。因年轻守寡，周恩来成为她唯一的依靠。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周恩来从四岁起就在陈氏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两个母亲的抚爱给周恩来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但是，童年的欢乐似乎太短暂了。由于家境日渐衰落，万氏在生活的重压下劳累忧愁而亡。第二年，陈氏也匆匆而去。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周恩来连续承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打击。那一年，他才十岁。家庭的变故把他过早地推上了人生艰难的路程。 两个母亲的相继逝世改变了周恩来的全部生活。当时，周恩来已随母亲搬到外婆家清河县清江浦，他的伯父和父亲都在外做事，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沉重的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到周恩来稚嫩的肩上，他成为这个败落家庭的当家人。 周恩来当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过继母亲的丧事。当时，生母万氏的丧事刚刚办完不久。万家因是官宦之家对这件事要求严苛，他们不顾周家破落的窘况，坚持按照封建家族的旧规矩来办，不但要求为死者买了楠木棺材，还对出殡时要多少人吹打，多少和尚念经，多少人送葬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周家没有办法，只好把万氏的棺木寄厝在清江浦的一个庵内。直到许多年后，周恩来的父亲有了一些积蓄，才将灵柩移回淮安县安葬。陈家对过继母亲的丧事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万氏丧事在前，处理不好难免要引起族人的一些非议。周恩来不理睬周围的议论，主张一切从简，当即将过继母亲的灵柩移回淮安与过继父亲合葬。这种违抗世俗的做法，在封建社会中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两个母亲的丧事花了很多钱，周家又欠下了很多债务。丧事办完后，周恩来领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同八伯、八伯母一起生活。八伯残疾，不能下地，周恩来成为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债主上门来讨债，要利息。周恩来不得不到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更糟糕的是，家境虽然破落了，但封建家族的旧习俗还仍旧存在。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关系复杂，生老病死样样需要应酬。为了记住这些事情，他在家中的墙上贴了一张纸，记下亲戚朋友的生日和忌日，到时候就是靠典当、借钱也要把礼送到。 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这种生活压得周恩来喘不过气来。 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过了一年多。周恩来后来还时常回忆起这段生活，不无感慨地说：“这家真难当啊！”然而，正是这种饱含艰辛的生活激发了他对封建世俗的憎恨，锻炼了他的意志和能力。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国家总理的当家本领，或许在儿时的磨炼中已经萌芽。 （廖心文）绚丽的樱花田中首相送给中国人民的大山樱花年年岁岁在北京、淮安等地盛开，妩媚喜人的樱花传递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友情。每当笔者看到绯红轻云般的樱花就想起架起中日两国友谊之桥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钟爱樱花。 1917年秋，19岁的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根据中日两国政府协定，规定凡是中国自费留学生能考上日本指定的学校之一的，就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生待遇。东渡日本求学，是最好的出路。当时从中国到日本不需要签证，来往十分方便。 周恩来家境贫寒，在老师马千里、校董严修（范孙）等老师、亲友的帮助、支持下到了东京。1918年1月8日，他接到八弟的来信，得知八伯病逝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听到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一样。……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了极点。”他因经济窘迫，多次搬家。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的南开同学严智开（季冲，严修之子）与同学保田重右卫门同住在郊区日暮里灵梅寺院。季冲要归国，1918年2月1日，周恩来从神田区搬到日暮里灵梅寺院。这里寺院多，日本人死后葬在寺院里，所以墓地多，樱花树多。樱花树高大粗壮，树冠遮天蔽日。人少安静，风景宜人，周恩来一扫连日的烦恼，每天从樱花树下走过，去补习日文，去参加留学生新中学会的集会。樱花树陪伴他度过在日本的500个日日夜夜。 这年的春天，他看到樱花满树吐蕊，芳香四溢，淡红娇嫩地如云似海。他看到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中野、上野观赏樱花，亲朋好友、男女老少在树下载歌载舞，尽情欢乐，如同过盛大的节日。他感到惊喜而欢快。但是，樱花的花期很短，一场春风或一场春雨袭来，盛开的樱花片片散落，轻轻飘扬，继而像鹅毛大雪舞泻而下，既像凯旋，又像视死如归，是那么壮观，那么豪迈。年轻的周恩来为之惊叹、为之折服。樱花落在地上、水面上，形成花的地毯。这时，樱花树的枝头吐出嫩绿的幼芽，生机勃勃。 日本人民喜爱纯洁、高雅的樱花，从樱花瞬即开放、瞬即散落，认识到人生的短促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因而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日本人民对樱花的热爱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周恩来，震撼了他的心，1919年春，樱花盛开的季节，他决定回国前到京都观赏樱花。京都是日本的古都，四周是山，岚山、圆山和城中运河两岸都是樱花树。九天之内，周恩来两游岚山，四游圆山，从4月5日到9日，在短短的四天之内一连作了四首诗记述此事，可见他对樱花之喜爱。 他一次又一次冒雨到郊区的岚山，第二次终于看到樱花含苞待放，无限喜悦，写道：雨潇潇，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雨过天晴，樱花绽放，他不由地吟道：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的美，不假人工；不受拘束。 当天夜间，游意未尽，随着赏花的人群，他又去近处的圆山。置身花的海洋、人的海洋，欢声笑语之中，写道：满园樱花灿烂；灯花四照；人声嘈杂。 过了四日，他第四次游圆山，看到樱花已凋谢，游人稀少，无限惆怅而感慨：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他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从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悟到人生的哲理。他从观花如潮到游人渐稀，不由地感叹：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现象，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的心。 他从小在封建的大家庭挣扎，深恶世态炎凉、虚伪，更加喜爱“自然的美，无碍的心”。他追求“自然的美，无碍的心”。他喜爱樱花“自然的美，不假人工；不受拘束”。由此发出：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还在寻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他从1918年日本发生的米骚动已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他写道：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搏？”他写下这些诗句后，义无反顾回到中国，不久反帝的五四运动爆发，他投身于学生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开始了同元老、军阀、官僚、资本家搏斗的事业，终其一生，始终不悔。 他仅在日本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革命，为了筹办军粮，大量购买大米，引起国内粮价飞涨。人民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这些都给年轻的周恩来很大的教育。他在日本更多地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阅读了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喜爱樱花，当他回想起盛开的樱花，就想起当年追求真理的豪情：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他一直留恋樱花。 在中国，海棠花同樱花有许多相似之处，花开时都是“淡红娇嫩”，从花开到花落前后差不多都是十天左右的时间，而且都是先开花后生出嫩叶，海棠花的谢落也是那么豪迈，那么毫不犹豫，壮观、整齐地落下。1981年4月13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邓颖超大姐请我们到西花厅做客，赏花。她望着院中盛开的海棠花，深情地说：恩来到西花厅看望一个病人，看中院内的四株海棠树，才决定搬到这里来的。 从1949年11月到1976年1月离开人世，他的家、办公地点一直在西花厅。每当周恩来观赏绽放的海棠花时，在缤纷落英的院子里散步时，是否又想起日本的樱花？又回到当年“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的喜悦呢？ 周恩来钟爱樱花。周恩来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友人询问中野、上野樱花的长势。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友人也多次邀请他访日。由于病魔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而未能成行。这个意愿由夫人邓颖超大姐实现了。1979年樱花盛开的时节，邓大姐在京都岚山为周恩来诗碑剪彩时说：“绚丽的鲜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千树万树同时开放，又豪迈地无所保留地谢去，对年轻的周恩来追求人生真理给予很大的启示。”周恩来钟爱樱花。 （李海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周恩来自己说过，他是个“多畏多虑”的人。这是与他的家庭环境分不开的。他从小在两个母亲的抚育下，养成好静、好思的习惯。母教过分仁慈和礼让影响了他的性格，减少了男子的野性，增加了女性的温柔。父亲为人老实、胆小怕事、能力较差，只能当个小职员，难以养家。他这一支在大家庭里无权、无势，受人歧视。生母能干、果断，也无回天之力。周恩来9岁时生母去世，第二年嗣母也去世，父亲在外做事，不能回家。他带着两个弟弟跟八伯、八伯母生活。封建的大家庭规矩非常多，没有钱吃饭也要应酬，否则就被人挑理，在大家庭难以生存。八伯是个残疾人，不能下地，八伯母是个女子，不能出门。应酬的事就落在十岁孩子的身上，他成为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既是弱支，又是孩子，办事更要处处小心，因而周恩来从小就多畏多虑，办事缜密、周到。这种思维方式，在确定信仰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他说“谈主义，我便心跳”，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采取“推求比较”的态度。1922年春周恩来说“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指1921年）秋后才定妥我的目标。”其实，周恩来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接触十月革命、马列主义是比较早的，因为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日本是比较早的。由于日本出兵远东，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国家为了筹集军粮，大量征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引发了米骚动。日军在俄国作战，俄国国内战争的消息在日本是个热点，新闻界对十月革命有较详细的报道。1918年4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了八百字，详细记录了他从杂志《露西亚研究》中看到关于对俄国党派的介绍，记录了列宁，他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传入日本也较之中国为早。周恩来在日本时就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书籍。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在日本确定信仰呢？ 他家境贫寒，靠几个伯伯的帮助读完中学，到日本留学，是靠友人的资助。本想考上官费就可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用，他在南开中学是学英文，日文基础差，第一次考试没有录取。境况不好。 1918年1月8日接到家信，得知八叔父故去的消息，他猛然接到这个恶消息，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经没了知觉一样。他思念母亲，夜里读母亲的遗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思念爷爷奶奶、爹娘（周恩来叫嗣父母为爹娘，叫亲生父母为干爹娘），听说他们的棺材暴露在外面，越想越难过，恨不能马上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思亲之情，长子的责任，再加上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初到日本时他以“无生主义”（佛教名词），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但是，他毕竟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是为寻求救国的道理到日本来学习。这时他重新看了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茅塞顿开，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他在天津读书时看到中国贫弱，认为要学习德意志，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到日本之后，事事都用求学的眼光看，留心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了解日本的国情，亲眼看到军国主义为何物，改变这一想法。他在日本大量地读书、看报，关于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只要是新知识、新思想，他都看、他都学。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打断了他对新思想的探索。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准备密签军事协定。事情泄露后，激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周恩来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现实的斗争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虽然他在日本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但是由东渡前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现在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矛盾，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而回到天津。 1922年周恩来向友人谈起自己的转变过程时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和周恩来同是觉悟社社友的谌小岑回忆：1919年8月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天津学生到北京包围了总统府等地，遭到军、警的殴打，这就是“全武行”。第二批学生再次赶到北京，周恩来也参加了，经过斗争终于将两次被捕的同学营救出来。“思想颤动于狱中”是指1920年初，周恩来等21名战友被捕。在狱中他们一起讨论主义等问题，当时对青年影响大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马列主义，马骏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介绍了马列主义。 一场激烈的群众斗争可以迅速地改变人的思想。 周恩来到欧洲后，先到英国，后到法国、德国，对这三国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作了详细的考察，写了大量的报道，他为了进行社会调查到工厂做工，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斗争。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映入眼帘的是：“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不同的思想杂然纷陈，特别是马列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各国共产党纷纷与社会党分裂而独立；在斗争中无政府主义的势力渐渐削弱，而被共产主义所替代，这在法国更为突出。现实生活每日每时都影响着年轻的周恩来。 1921年3月，他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他加入组织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斗争、求生存斗争，和法国共产党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切都加速了他对主义信仰的选择。经过反复“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应因时制宜。”1922年3月初，他来到德国，看到觉悟社社员李毅韬给刘清扬的来信，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惨遭军阀杀害，战友牺牲的消息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在回信中写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写下了《生离死别》白话诗：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已放在各人前边，飞向光明，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以后更会永别！ 死生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既是对战友的纪念，也是他的誓言。 （李海文）选择小超做新娘周恩来去世后，在他的灵堂前摆着一个素洁的花圈，白色的挽带上浓墨写着“小超哀献”。透过这含泪的墨迹，人们充分感受到这对恩爱夫妻之间多么难舍难分的深切感情。 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生活了50年。在这50年中，他们饱尝过离别的担忧与思念，经历过白色恐怖与炮火硝烟。为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周恩来有过不可避免的失误，也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始终是相爱、相敬、相助、相勉的50年。 周恩来常常为自己正确地选择了这样一位能够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而感到欣慰。因此，他也常常以此来教育晚辈们，告诉他们作为一个革命者究竟应该如何来选择终身的伴侣。 1956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外交、内政的担子双双落在周恩来的肩上。他的工作十分繁忙，甚至卫生间都成为他的第一办公室。可是，当他听说自己的侄女周秉德在婚姻的选择上遇到困难时，觉得再忙也要抽时间同孩子谈一谈，他认为这是做长辈的责任。 一天，周恩来处理完案头的工作，不顾身体的疲劳，把周秉德约到家里来。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周恩来首先亲切地对她说：“你的事情本来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由你自己来选择。但是，伯伯我毕竟是过来人了，有些事情，应该讲给你听一听，或许对你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能有所帮助。”一席温暖的话语，使两代人的距离靠得很近很近了。 周恩来第一次向晚辈们坦露了自己的“秘密”。 周恩来在青年时期就对婚姻和恋爱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1918年旅日时期，他曾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己的看法：“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是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是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捉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也许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旅日之前，没有接受南开校董严修家的亲事。那时，他对自己的好朋友张鸿诰说过：“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也可能是这件事使他对婚姻问题做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得出了上面这段虽然不尽成熟、但颇富哲理的见解。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着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年龄的增长，周恩来对婚姻问题有了更深刻与明确的认识。 旅法期间，他曾同一位美丽的姑娘十分接近，这位姑娘在五四运动时期和他与邓颖超一起在天津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活跃而有能力，又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彼此是好朋友。但是，同邓颖超相比，这个姑娘政治上比较软弱，到欧洲后脱离了革命。而邓颖超当时虽然年龄要小得多，但已显露出对革命执着追求的精神和相当强的工作能力。 回忆起这些往事，周恩来对他的侄女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一直在旁专心谛听的邓颖超这时把两手一张，诙谐地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就接到你的信呢！”大家不禁笑出声来，周恩来的笑声格外爽朗。 后来，周秉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深有感触地说：“关于我们的婚姻、恋爱问题，他们从不把意见强加于我们，而是进行启发和引导。”周恩来的这次谈话，给周秉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最深切的一点就是，在选择人生伴侣上“革命需要志同道合的伴侣”。特别是当她遵循伯伯提出的原则美满地解决了婚姻问题之后，她更加体会到伯伯的话是一个革命者在个人生活问题上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 （廖心文）血染沙基周恩来丰富多彩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回出生入死的考验，第一回险情发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血腥暴行激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6月23日，广州群众和香港工人为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和游行。由黄埔军校的军人和学生组成的这支游行队伍的前列，走着一位英气勃勃的年轻军官，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1924年秋天从欧洲回到祖国的。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广州成为南方革命的中心。周恩来乘船经香港到达广州后，党组织立即让他留在广州，肩负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双重责任。 第二年春天，他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讨伐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就在东征节节胜利向前推进之时，盘踞在广州地区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却叛变了革命。广东革命政府立即下令东征部队回师广州肃清叛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回师广州。途中，传来了“五卅”运动发生的消息。6月12日，回师部队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经过三天的战斗，在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的配合和广州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息了这场叛乱。可以说，周恩来是带着满身的尘土硝烟投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 周恩来到达广州后，立即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并与有关同志商量组织群众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还对游行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大游行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组织军人和学生参加群众游行。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不仅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从学校中抽出一个营组成黄埔军校的游行队伍，并决定亲自率部参加，以鼓舞士气。这件事情后来被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知道了，他对此非常不满。 6月23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黄埔军校的队伍聚集到东较场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据说，军队走在全队之后，就是表示军人是和平示威民众的坚强后盾。 游行队伍三人一排，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官兵们手里拿着“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小旗，高呼着口号向前行进。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给走在前面的群众很大的鼓舞。 游行队伍走到沙基时，驻在河对面沙面租界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毫无防备的游行群众射击，接着就以机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始炮击。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在全副武装的外国侵略者面前纷纷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来两侧同他并肩前进的两人都不幸被子弹打中而身亡了，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黄埔军校的士兵和学生们一面以人行道的石柱为依托进行还击，掩护群众撤退，一面监视着河对岸的情况。由于“事起仓猝，路狭人稠”，无法躲避，当场死亡的达50多人，受伤的100多人。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就有23人，受伤的5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沙基惨案”。后来，周恩来不止一次向邓颖超谈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以至邓颖超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仍记忆犹新。她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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