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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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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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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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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016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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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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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4
8.4折
定价
￥80.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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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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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农民与高层政治
1.1 农民的政治启蒙
1.2 改革经验之根本
1.3 政府理念与农村变革
1.4 谁来管束地方政府
1.5 乡村治理的“体制性冲突
1.6 从权利角度看农民
2农民与基层政府
2.1 政府改革何处去
2.2 好的政策与好的执行
2.3 从公共服务看政府作为
2.4 从公众参与看政治发展
2.5 乡镇政府的“收入账
2.6 从“地方政府公司化”看政府改革
3农民与乡村民主
3.1 乡村民主的前景
3.2 和谐社会的保障
3.3 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3.4 村庄治理的体制创新
3.5 农民组织的生长需求
3.6 村级民主的艰难成长
3.7 当选举进入村庄
3.8 当土地二轮承包
3.9 税费负担怎样成为“问题
3.10 村务管理何以出现危机
4农民与社会建设
4.1 维护稳定与政治改革
4.2 信访改革棋在局外
4.3 劳动力市场中的政府角色
4.4 制度创新与社会融合
4.5 抗争中的农民陈述
4.6 抗争中的农民进京
4.7 农民怎样看电视
4.8 农民怎样学科技
5农民与地方官员
5.1 一个市委书记的农民立场
5.2 一个县委书记的文墨情怀
5.3 一个乡镇书记的执政素描
5.4 一个乡镇书记的学者生涯
5.5 一个乡镇书记的别样仕途
5.6 一个改革英雄的迟暮岁月
5.7 一个高层智囊的政策研究观
后记
修订版后记
内容摘要
农民与中国改革的内在关系，集中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关系层面上，直接地展现了当代农民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方式。本书将其主要归结为五种关系：农民与高层政治的关系、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农民与乡村民主的关系、农民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农民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当前阶段，国家要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需要从这个层面做出具体而实在的努力，或者说是展开深刻有力的制度创新。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围绕这几个基本关系，分为5编33篇，讨论国家如何处理农民问题。
精彩内容
辨宋祁《汉书》校语宋庆元本《汉书》有宋祁校语，明监本引之寥寥，清殿本又据以补入，读者颇尊信之，其实乃不学者所依托，非出宋祁也。
考校语十之七八，为以意增删虚字，强班、 颜简质之文以就顺习。 子京修《唐书》，言艰思苦，当时或笑为摹古太过，何独于校书之顷，反疑古人之文必语语顺习乎？ 其矛盾不应如此。 然虚字增删，虽属多事，未至不通。 若《礼乐志》“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史记?乐书》：“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礼?乐记》同。 荀子《乐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之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祁云，“善心而当作善心也”；《食货志》“治田勤谨，则畮益三升”，祁云，“治田勤谨，当作劝谨”；“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祁云，“自天子当作自天下”；《地理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祁云，“慎疑作愤”；《张良传》“良少未宦事韩”（《史记》同），祁云，“宦疑是尝字”；《主父偃传》，“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公等皆安在”）祁云，“皆字疑作比”；《杨恽传》，“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祁云，“息乎疑作自守（此据李善《文选》，五臣本亦作‘息乎’），之义疑作之善”；《丙吉传》，“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祁云，“陋疑作狭”；《夏侯胜传》，“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祁云，“言字疑作泄”；《李寻传》，“夫以喜怒赏罚”，祁云，“罚疑作诛”；《韩延寿传》，“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祁云，“自字疑作同字”；《东平思王宇传》，“流言纷纷”，祁云，“下纷字当作然”；《王莽传》，“聘诸贤良以为掾史”，祁云，“聘诸当作聘请”之类，或不必改而改，或改而文义转不可晓，是诚咄咄怪事，岂子京除增删虚字外，竟不能有一语之刊正邪？ 其鄙陋又不应如此。
盖造此校语者，读书甚少，廑一村儒伎俩，如以勃海郡之千童为平童；不知渐江为浙江；以出右北平俊靡县灅水为出雁门阴馆之?水（并见《地理志》），则是未读《水经注》并未读《说文》也。《地理志》师古注，引《诗?秦风?四臷》（《诗》今本作“驷铁”）曰：“车鸾，载猃猲。”“猲”，《诗》今本作“歇骄”。（《释文》，“歇，文又作猲。 骄，本又作”）毛《传》：“猃、 歇骄，田犬也。 长喙曰猃，短喙曰歇骄。”《释文》：“猃，长喙田小犬也。”张衡《西京赋》亦作“载猃猲”。 猃与猲，并田犬之名，解诗者未有异义，而校云“载猃当作载敛”，则是未读《诗传》与《西京赋》也。《杨胡朱梅云传赞》：“昔仲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师古《注》：“《论语》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此皆《论语》文，下始为师古自解，而校云“进取下应添於道二字”。 接《孟子》（《尽心》）引此，但改“行”为“道”，亦无“於道”二字，校者殆误认进取语乃师古文，故辄加二字以为辞足义显，是则虽《论语》、《孟子》亦未熟读矣。“先生”之称，或称“先”，或称“生”，不必二字并称。《史记?晁错传》，“学申、 商刑名于张恢先”，《汉书》作“张恢生”。《史记?晁错传》，“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汉书》作“邓先”。《汉书?叔孙通传》，“叔孙生圣人”，《梅福传》，“叔孙先非不忠也”，皆谓叔孙先生。《高帝纪》，“以魏地万户封生”，《陆贾传》，“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生揣我何念”，《蒯通传》，“生且休矣”，《贡禹传》，“朕以生有伯夷之廉”，亦皆先生之简称也。 而校者于《公孙刘车等传赞》，“闻汝南朱生言”，云“朱”下当添“先”字，似不知生为先生之简称，岂其于前后称生称先之文，概忽焉未加之意邪？（《蒯通传》称东郭先生，《邹阳传》称枚先生、 王先生，《宣和六王传》称驷先生等，皆与称生或先者同，非有轩轾于其间）是则虽于所校之书亦未能熟读矣。 此类历历可指，要之无非笑柄，妄人借名射利，无以掩其不学，而读者懵焉勿察以为真宋祁，使祁而不学如此，则其所修《唐书》，乃廑一酱瓿上物，又何劳吴缜之纠弹邪！
或谓《张良传》，“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校云，“逆耳苦口，疑作逆于耳，苦于口”，此据《史记?淮南王安传》及刘向《说苑?正谏篇》，则其所校非尽苟焉者，未可谳其必伪。 按《史记?留侯世家》亦无两于字，惟《淮南王安传》有四于字，《汉书》皆删之。 援用古语，但求不失原义，裁剪固可由我，《史记》两传异辞，《汉书》或承或否，皆不烦更为损益。 若以《说苑》亦有四于字，则伪《家语?六本篇》又有两而字，校者亦将据以补入乎？ 故此两语之校，使尝检《史记》、《说苑》而云然，则未知古语之无妨裁剪，可谓不善读书，而拟议其辞，挟诈示慎，转觉可恶；使无所据而云然，则此为校者以意增删虚字之一例，谓其虽属多事，未至不通，犹之可也，必欲以证所校之善而非出依托，相去殊远。
抑此校语之伪，全祖望亦尝设五可疑以辨之矣：谓景文身预《史记》、 前后《汉书》三史刊误之役，不应引景祐刊误本俨如易代前辈之书。 阳夏公者，谢希深也。 景文为欧公前辈，希深、 欧公之友，景文即引其语，何至尊称若此；景文卒于嘉祐六年，于刘原父亦为前辈，不应频引三刘《汉隶》而驳之；司马公身后始赠温公，以景文引其语何以亦称温公？ 朱子文，南渡以后人，景文又安得引其论《汉书》之语？（节《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八《辨宋祁〈汉书〉校本》）盖皆从子京之辈行前后，以勘定依托者称引之乖舛，且因以断其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无非伪造，可谓确凿不移。 然吾甚怪子京长司马光二十岁，先光死二十余年，不特如谢山云不应称光为温公，并不应引光之语，即引其语，亦不应引及光于子京死后二十余年始成之《通鉴》或其《考异》，此固荒谬之尤显然者。 而主校殿本《汉书》之齐召南，渊博不亚谢山，何以竟无所睹，居然奉一白腹村儒，以与师古抗席，则知官书鹘突，古今一辙，可叹哉！
挽近流布旧籍，蔚为风气，殿本二十四史之重印，坊问屡见不一见。 窃以为谢山之文，尚在殿本校刻之前，当时既未注意及之；后之读《汉书》者，因以殿本采入宋本校语，乃经几许翰苑耆宿之审阅，不容更致疑于真伪，其尝见谢山文者，又以谢山所辨，或出后人搀杂。 夫物之眯目，则嫫姆倭傀，戴皎日而有遁丑，伪校语之颇为读者尊信殆以此。 故吾更从依托者之不学，摘其尤可发噱之处，以取验于读者，俾读者知其鄙陋不通，虽稍读书者亦不至此，不特辈行称引之乖舛已也。 抱流布古籍之愿者，倘以吾文庶几谢山之后劲，于重印殿本《汉书》时，能毅然削此伪校语而勿留只字，雪古人之污，绝方来之惑，则谢山与吾为不徒辨矣。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一二九期及《国学论衡》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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