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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连振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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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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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2220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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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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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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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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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2220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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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2-04
售价
￥
41.36
6.0折
定价
￥69.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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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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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书摘（20%-30%）楔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故步自封，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遭受了近百年的屈辱。但这一强烈冲击在客观上使中国社会奏出了与传统王朝循环不一样的历史变奏。比较典型的东亚社会秩序——以“内华夏、外夷狄”理念为核心的藩邦朝贡体系日渐崩溃，乃至最终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国家理念为核心的条约体系，这一重大转型使中国失去了长久以来在东亚秩序中的“天朝上国”地位。面对这一转型，处于落后状态的清政府曾试图加以阻止，但在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下，它逐渐认识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难以阻挡，不得不缓慢地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正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的商品不断侵蚀中华帝国的文化权力圈，并使这一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虽然并未有如此清晰的认知，但面对强大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逐渐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并力图与之抗衡，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然而，危机只是短暂地缓解，并未完全消失，仍在不断地加深，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日渐强烈。而清政府由于内部政争和对西方的不同认知，先后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两种不同面向的救国路径，最终导致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被动地卷入西方人建立起的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进入19世纪后，清王朝未能摆脱中国历代王朝衰败的周期规律。民变、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不断增多，一度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政权，这严重地威胁并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清王朝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而西方势力的东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与以往王朝更迭不同的抉择，面临着两大新的历史任务，即救亡图存与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这两大任务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社会各阶级逐渐做出了各自的历史抉择，绘出了近代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政府的政治活动有了不一样的内外环境，即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态。所谓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在中国，良好的政治生态往往被概括成“政通人和”。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在统治的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变革，史称“清末新政”。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各阶级前赴后继，改革与政争，民变、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各种运动和思潮不断涌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良好的政治生态显然难以存在，因为原有的政治形态处在不断变动且被重塑的过程中。
正由于这种变动的社会形态有着丰富的历史活动，清末新政历来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人对新政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学界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的研究往往从革命史观出发对清政府的作为——特别是对满族权贵的作为——做出一系列评价，形成某种腐朽、堕落的刻板印象。对满族权贵人物则往往给予腐败贪婪、毫无政治智识等评论，以认定清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而有些研究则从现代化角度出发，重新实证地探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作为，又往往矫枉过正，过高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政府行为。显然，单一维度的研究并不能客观地评价具有丰富内容且受中外力量交织影响的清政府的行为，无法客观而如实地反映清末政治生态，势必影响国人对晚清历史的理解与认知。
为此，本文以锡良这一人物为切入点，力图从多个维度对他在清末的行政作为进行探察，以了解这一历史变局中清末政治生态的演进。之所以选择锡良这一历史人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锡良是一位蒙古族的旗人，并且是一位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的旗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和拓宽对旗人群体的认
目录
书摘（20%-30%）楔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故步自封，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遭受了近百年的屈辱。但这一强烈冲击在客观上使中国社会奏出了与传统王朝循环不一样的历史变奏。比较典型的东亚社会秩序——以“内华夏、外夷狄”理念为核心的藩邦朝贡体系日渐崩溃，乃至最终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国家理念为核心的条约体系，这一重大转型使中国失去了长久以来在东亚秩序中的“天朝上国”地位。面对这一转型，处于落后状态的清政府曾试图加以阻止，但在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下，它逐渐认识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难以阻挡，不得不缓慢地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正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的商品不断侵蚀中华帝国的文化权力圈，并使这一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虽然并未有如此清晰的认知，但面对强大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逐渐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并力图与之抗衡，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然而，危机只是短暂地缓解，并未完全消失，仍在不断地加深，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日渐强烈。而清政府由于内部政争和对西方的不同认知，先后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两种不同面向的救国路径，最终导致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被动地卷入西方人建立起的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进入 19 世纪后，清王朝未能摆脱中国历代王朝衰败的周期规律。民变、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不断增多，一度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政权，这严重地威胁并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清王朝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而西方势力的东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与以往王朝更迭不同的抉择，面临着两大新的历史任务，即救亡图存与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这两大任务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社会各阶级逐渐做出了各自的历史抉择，绘出了近代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政府的政治活动有了不一样的内外环境，即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态。所谓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在中国，良好的政治生态往往被概括成“政通人和”。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在统治的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变革，史称“清末新政”。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各阶级前赴后继，改革与政争，民变、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各种运动和思潮不断涌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良好的政治生态显然难以存在，因为原有的政治形态处在不断变动且被重塑的过程中。
正由于这种变动的社会形态有着丰富的历史活动，清末新政历来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人对新政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学界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的研究往往从革命史观出发对清政府的作为——特别是对满族权贵的作为——做出一系列评价，形成某种腐朽、堕落的刻板印象。对满族权贵人物则往往给予腐败贪婪、毫无政治智识等评论，以认定清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而有些研究则从现代化角度出发，重新实证地探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作为，又往往矫枉过正，过高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政府行为。显然，单一维度的研究并不能客观地评价具有丰富内容且受中外力量交织影响的清政府的行为，无法客观而如实地反映清末政治生态，势必影响国人对晚清历史的理解与认知。
为此，本文以锡良这一人物为切入点，力图从多个维度对他在清末的行政作为进行探察，以了解这一历史变局中清末政治生态的演进。之所以选择锡良这一历史人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锡良是一位蒙古族的旗人，并且是一位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的旗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和
拓宽对旗人群体的认知。其次，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员，从最基层的县官开始，历经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的升迁过程，直至清亡，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有着非常完整的地方官履历，因此是一位较为典型的地方官僚，且以善于治政著称，故能较为深切地感受到晚清政治生
态的变化。正因如此，他能给我们带来更为具体而鲜活的晚清人物画卷，从而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第三，他在清末十年担任地方督抚的角色，在河南、热河、四川、云贵、东三省等诸多省份任职，其中较多为边疆省份，故而他是清末新政重要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也较为直接地面对西
方列强蚕食疆土的压力，对清末政治的危机与变革的动因了然于心。在清亡前，他是地方督抚中较为活跃的人物，一度跃升为地方督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因此，通过对他的行政事务进行研究，我们能透视清末地方与中央的政治活动状态，了解在内外交困情形下清末官场的真实状态，从而深入地探察清末政治生态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他遗留下不少历史文献，这为我们研究锡良在新政时期的行政作为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故而，选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无疑是恰当并合适的。
内容摘要
书摘（20%-30%）楔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故步自封，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遭受了近百年的屈辱。但这一强烈冲击在客观上使中国社会奏出了与传统王朝循环不一样的历史变奏。比较典型的东亚社会秩序——以“内华夏、外夷狄”理念为核心的藩邦朝贡体系日渐崩溃，乃至最终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国家理念为核心的条约体系，这一重大转型使中国失去了长久以来在东亚秩序中的“天朝上国”地位。面对这一转型，处于落后状态的清政府曾试图加以阻止，但在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下，它逐渐认识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难以阻挡，不得不缓慢地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正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的商品不断侵蚀中华帝国的文化权力圈，并使这一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虽然并未有如此清晰的认知，但面对强大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逐渐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并力图与之抗衡，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然而，危机只是短暂地缓解，并未完全消失，仍在不断地加深，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日渐强烈。而清政府由于内部政争和对西方的不同认知，先后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两种不同面向的救国路径，最终导致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被动地卷入西方人建立起的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进入19世纪后，清王朝未能摆脱中国历代王朝衰败的周期规律。民变、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不断增多，一度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政权，这严重地威胁并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清王朝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而西方势力的东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与以往王朝更迭不同的抉择，面临着两大新的历史任务，即救亡图存与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这两大任务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社会各阶级逐渐做出了各自的历史抉择，绘出了近代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政府的政治活动有了不一样的内外环境，即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态。所谓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在中国，良好的政治生态往往被概括成“政通人和”。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在统治的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变革，史称“清末新政”。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各阶级前赴后继，改革与政争，民变、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各种运动和思潮不断涌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良好的政治生态显然难以存在，因为原有的政治形态处在不断变动且被重塑的过程中。
正由于这种变动的社会形态有着丰富的历史活动，清末新政历来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人对新政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学界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的研究往往从革命史观出发对清政府的作为——特别是对满族权贵的作为——做出一系列评价，形成某种腐朽、堕落的刻板印象。对满族权贵人物则往往给予腐败贪婪、毫无政治智识等评论，以认定清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而有些研究则从现代化角度出发，重新实证地探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作为，又往往矫枉过正，过高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政府行为。显然，单一维度的研究并不能客观地评价具有丰富内容且受中外力量交织影响的清政府的行为，无法客观而如实地反映清末政治生态，势必影响国人对晚清历史的理解与认知。
为此，本文以锡良这一人物为切入点，力图从多个维度对他在清末的行政作为进行探察，以了解这一历史变局中清末政治生态的演进。之所以选择锡良这一历史人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锡良是一位蒙古族的旗人，并且是一位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的旗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和拓宽对旗人群体的认知。其次，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员，从最基层的县官开始，历经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的升迁过程，直至清亡，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有着非常完整的地方官履历，因此是一位较为典型的地方官僚，且以善于治政著称，故能较为深切地感受到晚清政治生
态的变化。正因如此，他能给我们带来更为具体而鲜活的晚清人物画卷，从而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第三，他在清末十年担任地方督抚的角色，在河南、热河、四川、云贵、东三省等诸多省份任职，其中较多为边疆省份，故而他是清末新政重要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也较为直接地面对西方列强蚕食疆土的压力，对清末政治的危机与变革的动因了然于心。在清亡前，他是地方督抚中较为活跃的人物，一度跃升为地方督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因此，通过对他的行政事务进行研究，我们能透视清末地方与中央的政治活动状态，了解在内外交困情形下清末官场的真实状态，从而深入地探察清末政治生态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他遗留下不少历史文献，这为我们研究锡良在新政时期的行政作为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故而，选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无疑是恰当并合适的。
主编推荐
清末政治改革与辛亥革命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本书以旗族督抚锡良在清末新政中的改革举措为考察对象，收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精彩内容
书摘（20%-30%）楔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故步自封，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遭受了近百年的屈辱。但这一强烈冲击在客观上使中国社会奏出了与传统王朝循环不一样的历史变奏。比较典型的东亚社会秩序——以“内华夏、外夷狄”理念为核心的藩邦朝贡体系日渐崩溃，乃至最终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国家理念为核心的条约体系，这一重大转型使中国失去了长久以来在东亚秩序中的“天朝上国”地位。面对这一转型，处于落后状态的清政府曾试图加以阻止，但在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下，它逐渐认识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难以阻挡，不得不缓慢地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正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的商品不断侵蚀中华帝国的文化权力圈，并使这一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虽然并未有如此清晰的认知，但面对强大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逐渐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并力图与之抗衡，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然而，危机只是短暂地缓解，并未完全消失，仍在不断地加深，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日渐强烈。而清政府由于内部政争和对西方的不同认知，先后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两种不同面向的救国路径，最终导致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被动地卷入西方人建立起的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进入19世纪后，清王朝未能摆脱中国历代王朝衰败的周期规律。民变、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不断增多，一度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政权，这严重地威胁并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清王朝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而西方势力的东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与以往王朝更迭不同的抉择，面临着两大新的历史任务，即救亡图存与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这两大任务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社会各阶级逐渐做出了各自的历史抉择，绘出了近代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政府的政治活动有了不一样的内外环境，即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态。所谓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在中国，良好的政治生态往往被概括成“政通人和”。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在统治的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变革，史称“清末新政”。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各阶级前赴后继，改革与政争，民变、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各种运动和思潮不断涌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良好的政治生态显然难以存在，因为原有的政治形态处在不断变动且被重塑的过程中。
正由于这种变动的社会形态有着丰富的历史活动，清末新政历来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人对新政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学界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的研究往往从革命史观出发对清政府的作为——特别是对满族权贵的作为——做出一系列评价，形成某种腐朽、堕落的刻板印象。对满族权贵人物则往往给予腐败贪婪、毫无政治智识等评论，以认定清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而有些研究则从现代化角度出发，重新实证地探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作为，又往往矫枉过正，过高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政府行为。显然，单一维度的研究并不能客观地评价具有丰富内容且受中外力量交织影响的清政府的行为，无法客观而如实地反映清末政治生态，势必影响国人对晚清历史的理解与认知。
为此，本文以锡良这一人物为切入点，力图从多个维度对他在清末的行政作为进行探察，以了解这一历史变局中清末政治生态的演进。之所以选择锡良这一历史人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锡良是一位蒙古族的旗人，并且是一位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的旗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和拓宽对旗人群体的认知。其次，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员，从最基层的县官开始，历经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的升迁过程，直至清亡，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有着非常完整的地方官履历，因此是一位较为典型的地方官僚，且以善于治政著称，故能较为深切地感受到晚清政治生
态的变化。正因如此，他能给我们带来更为具体而鲜活的晚清人物画卷，从而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第三，他在清末十年担任地方督抚的角色，在河南、热河、四川、云贵、东三省等诸多省份任职，其中较多为边疆省份，故而他是清末新政重要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也较为直接地面对西方列强蚕食疆土的压力，对清末政治的危机与变革的动因了然于心。在清亡前，他是地方督抚中较为活跃的人物，一度跃升为地方督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因此，通过对他的行政事务进行研究，我们能透视清末地方与中央的政治活动状态，了解在内外交困情形下清末官场的真实状态，从而深入地探察清末政治生态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他遗留下不少历史文献，这为我们研究锡良在新政时期的行政作为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故而，选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无疑是恰当并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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