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当塞米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杨周翰先生译为皮普斯，这里根据《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译为佩皮斯。] 六本日记连同他的藏书一起由其外甥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捐赠给剑桥大学麦格达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时，这三千多页密密麻麻的日记手稿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818年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记出版后，学院负责人乔治･内维尔･格伦维尔教士(George Neville-Grenville)在伊夫林日记中多处读到佩皮斯，才想起此人捐赠给学院的六卷日记，赶紧将这些用速记法写成的日记送去破译。[ Wheatley, Henry Benjamin. Samuel Pepys and The World He Lived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0. p. 12.]自1820年代起佩皮斯日记各部分陆续出版，但要到罗伯特･莱瑟姆(Robert Latham)和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thews）于1970至1983年间在伦敦的贝尔海曼出版社(Bell & Hyman)和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日记全本共九卷时，佩皮斯这位十七世纪末英国海军行政长官和国会议员的生平才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佩皮斯到底何许人也？ 1633年2月23日塞米尔･佩皮斯出生在伦敦舰艇街边上一个裁缝铺的楼上。其父亲约翰･佩皮斯(John Pepys)作为乡绅家庭的幼子没有继承权，他迫于生计来到伦敦，靠为附近的律师缝制衣服养活一家人。佩皮斯是家里十一个孩子中的第五个，但他出生不久比他年长的四个孩子就已夭折。佩皮斯在离家不远伦敦城外的亨廷顿文法学校(Huntingdon Grammar School)上了几年学，之后就读于伦敦市内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佩皮斯出生在一个新教徒家庭，在校期间他还是个坚定的圆头党，1649年1月30日，他赶去威斯敏斯特白宫前观看了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处决，在回来的途中还引用旧约《箴言》10:7中“恶者的名字必朽烂”来描述当日所见。[ id. p. 4]十七岁时佩皮斯获得奖学金资助，来到剑桥大学麦格达林学院学习，165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他娶了法国新教徒移民后裔的女儿伊丽莎白･圣･米歇尔(Elizabeth St. Michel)。佩皮斯的表叔爱德华･蒙塔古爵士（Sir Edward Montagu）也就是后来的桑维治勋爵(Lord Sandwich)让这对没有收入的年轻夫妇住在自己家中。婚后几年佩皮斯靠为蒙塔古爵士跑跑腿来谋生。大约在1659年佩皮斯在财政部谋到一份管理海军工资的工作，从此走上了当时社会政治舞台。因为工作细致认真，佩皮斯很快升职成为海军部秘书， 在复辟君主查理二世和其胞弟詹姆士二世庇护下，他事业迅速发展。[ Abram, M. H.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 1846]1667年佩皮斯在国会为第二次荷兰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失败而辩护，这为其赢得了好长官的美名。1664年他成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1684-1686年他出任学会会长。1688年詹姆士二世逃离英国，佩皮斯也失去了海军部的职位，退居家中整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和教导其继承人外甥约翰･杰克逊。1703年七十岁的佩皮斯离开人世。 佩皮斯从1660年1月1日开始用当时刚发明的速记密码记日记，直至1669年5月底因视力衰退而停止。[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皮普斯的日记》，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93页。]这十年间英国经历了王政复辟、伦敦大火、瘟疫、第二次荷兰战争等一些列政治历史事件，佩皮斯的日记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十七世纪下半叶记日记成为英国乡绅阶层的日常生活，人们记下当日发生零零总总的事件和与之相关的感受。但为何在众多留存的日记中，佩皮斯的日记引起了学者们和众多普通读者的强烈兴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佩皮斯怎样记日记？为何记日记？将佩皮斯的日记视作清教徒思想指导下的道德书写未免有些片面，因为其日记中找不到同时代许多日记者那般在上帝监视下写作的感觉。[ Dawson, Mark S. “Histories and Texts: Refiguring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The Historical Jouranl. Vol. 43, No. 2. 2000, p. 411.]虽然约翰･伊夫林的日记从1641年一直写到1705年底他去世前几个月，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佩皮斯的日记，但因伊夫林采用教诲公众时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而很少谈及私人感受，这多少让人有隔着作者的滤镜阅读历史之感，也降低了日记中历史信息的可信度。佩皮斯的日记与伊夫林的相比，“没有那种静默的扭曲和添油加醋”，但却有“穿越时代相似的人性”。[ id. p. 412]通过比对佩皮斯日记与他书信、日记前后篇记录和其记事本上的信息，我们发现他的日记大概是这样写成的：佩皮斯先保留了与每天活动相关的记录，例如当日花销的账单；然后大约每二至四天根据记忆像记分类账那样把这几天的事件草草记下；最后再花半天至一天时间详细记日记。有证据表明佩皮斯的许多篇日记是在打过草稿后誊抄上去的。[ id. p. 411-412]有人认为佩皮斯的日记是一种审视自我的私人写作，他通过记日记三次经历了每天发生的事情：亲身经历，记日记时再次经历，事后阅读第三次经历。[ Tomalin, Claire. Samuel Pepys: The Unequalled Self.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 xxxi.]这不无道理，然而在十七世纪上半叶书信和日记这类私人的写作具有传递信息和促进交流等半公开的社会功能。到了1660年代复辟君主查理一世实行了报刊审查制度，当时伦敦只剩下《伦敦宪报》(London Gazette)这一份报纸。这让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和乡绅更依赖杂记、书信和日记这些私人写作表达观点、交流信息、甚至尝试记录历史，佩皮斯就是这其中一人。 如果考虑到十七世纪日记的社会交流和历史记录功能，以及佩皮斯在走向社会政治舞台中心过程中，对其日记隐含读者的不断调整，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佩皮斯很可能在记日记之初就已准备向后人公开。复辟不久佩皮斯就对英国政务日益失望，同时他年龄增长却膝下无子，日记的隐含读者不可能是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家庭成员，此时日记向后人讲述复辟初期社会历史风貌的这一社会功能逐渐明确。佩皮斯用速记法写日记主要为了不让妻子和仆人看懂，因为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财产的贪恋和对漂亮女人的垂涎，一些不那么光彩甚至有些不道德的行为。佩皮斯晚年曾经考虑过烧毁这六本日记，但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并将破解速记符号系统的密码和藏书放在一起，这说明佩皮斯愿意让后人读懂日记，只是第一版日记破译者约翰･斯密斯(John Smith)在历时三年的翻译工作快结束时才发现了密码。 佩皮斯因为眼疾在1669年就停止记日记，但和日记写作同样开始于1660年的私人藏书过程却一直持续至其临终，因此对其藏书意图和过程的探究或许可以为理解其记日记的目的找到一个突破口。十七世纪的私人图书馆不仅仅让藏书者在闲暇时独自享受阅读的快乐，在很大程度上私人图书馆是半公开的，甚至为藏书者提供了社交的重要场所和媒介。[ Loveman, Kate. “Books and Sociability: The Case of Samuel Pepys’s Library.”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New Series. Vol. 61. No. 249. 2010, p. 214.]佩皮斯的图书馆也不例外，从开始藏书之时他就将其作为确立社会地位和拓展社交网络的途径，只是随着图书馆规模日渐扩大，佩皮斯将其作为社交媒介的手段越加成熟。在1665年前佩皮斯将藏书放在其位于西斯因巷(Seething Lane)房子顶楼的一个房间，仅称之为 “我的房间”、“我的书房”或“我的密室”, 把这些书仅称为“我的书”。此时他还不十分清楚这些藏书将如何发挥其社会功能。1660年代初佩皮斯经常独自在这里算账、看书、弹奏乐器、记日记。随着佩皮斯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个“密室”渐渐成了重要的社交场所，他不仅在这里会见同事、与朋友一起看书，还邀请社会地位显赫的客人来参观自己的藏书。1668佩皮斯和他的图书馆幸运地逃过伦敦瘟疫和大火。作为幸存者的一点点宗教确信、有能力追求真知的经济实力和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这些因素在这一年年底汇聚成对“密室”的钟爱和自豪。此时，佩皮斯的藏书已越五百本，他的藏书计划和他邀请贵宾对“密室”的参观一样，都是精心安排的社交活动。 与其藏书相似，佩皮斯的日记也经历了社会功能逐渐明确的过程，让日记这种私人写作完成信息传递和历史记录之意图，使这位十七世纪乡绅的日常记录具有了一种文学性。即使佩皮斯为了审核收入与开销变化、为了反思其社会活动开始记日记，但在他决定将日记与速写法密码作为其图书馆一部分捐赠给麦格达林学院时，他将隐含读者重新设定为后世的读者，此时这种审核与反思就超越了个人生活层面。 此外，多重叙述结构让佩皮斯日记获得了多重历史和美学意义。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日记中，叙述者时不时跳出其本人的意识，采取一种科学般冷静的旁观者视角来分析自我和社会问题。1666年12月31日佩皮斯在结算一年的收益和支出时写道，虽然这一年开支比上一年增加了许多，但存款已经超过6200镑，要知道皮普斯1660年存款仅为500镑。接着他感慨经历了第二次荷兰战争失败、伦敦大火和瘟疫之后这一年终于要结束了，但他又庆幸一家人还很健康，并提到因国会减少拨款，不仅海军军力堪忧，且伦敦很难重建，他预测明年国运不济，王权不保。最后佩皮斯再次谈论起自己的财富，还特别指出“我现在已有大批上好餐具，以后请客可以全部用银餐盘，现共有两打半”。[ 翻译参照杨翰周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皮普斯日记》中的译文。]这篇日记把对个人经济状况和对国家政治及外交两个层面的分析糅合在一起，在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两者各自的原因之后，再次表达了对自己财富积累的喜悦。佩皮斯对银餐盘数量精确的描述表面看流露出乡绅阶层难以抑制的自豪，但却在道德层面让这种对财富的追求与狂热在国运不济的背景中显得有些不堪。正是这种不断转换的叙述视角和对多元价值存在的清晰认识，让佩皮斯在日记中向我们展示了一段立体的历史。佩皮斯的日记一边展现了家境贫寒地位低微的年轻人通过自身修整与锤炼挤入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颇为成功的乡绅阶层之范例，一边却对这种追求进行了道德和社会批判。日记在记录了十七世纪末英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也在谈论衣食住行及娱乐的日常琐碎之中见证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正是这种文本的开放性让日记读者有踏入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般身临其境之感，而富有多维度历史感的佩皮斯则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人。"
占位居中
直播中，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