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公案.于公案》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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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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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1996-01
上书时间201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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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显
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
然是以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为内容,亦即侠义武勇之属。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传奇原是唐人小说的代称,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 抑豪猾、除暴的侠义武勇之属的小说,固然是公案小说,而官司的平反刑狱,亦是公案小说的题材。宋人所存留的公案小说,以平反刑狱之类居多,如单篇的错斩崔宁、简帖和尚、沈小官一鸟审七命等是,此等尚保留了“说公案”的型式,即每一则故事都有入话、正文、结局。在元代时期杂剧编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待制智勘后庭花等剧本,搬上舞台演唱,到了明代经人整理成书的《龙图公案》是元代杂曲包公故事的短文集,清代经过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渲染,包龙图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1] 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完美合流在《三侠五义》,此后引导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
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
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 《韩非子·五蠹》 ),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第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 《施公案》中的恶虎庄黄天霸为救施仕伦而杀兄逼嫂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三,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水浒传》中第一流的豪杰清一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义小说则推出“儿女英雄”模式, 《绿牡丹》写江湖侠女花碧莲对将门之子骆宏勋的痴情苦恋,开英雄美人风气;《儿女英雄传》为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而为一,遂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
本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当推《三侠五义》。《三侠五义》绘声状物,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生动、口语化的特点,刻画人物、描写环境,能与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特别是对侠客义士的描绘,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于世俗生活气息。鲁迅说此书“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成为侠义派小说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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