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书信集(卷三)，建业年代：196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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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国]以赛亚？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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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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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478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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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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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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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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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478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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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0-08
售价
￥
101.20
5.4折
定价
￥188.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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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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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爵士（SirIsaiah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借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契机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5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目录
序言
书信
教授生涯 1960—1965：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席教授（续）
英才聚集 1965—1966：伊夫雷学院简史
院长任上 1966—1975：沃尔夫森学院创立
附录
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立场
“自由之政治”：大众版总结
年 表：1960—1975
重要人物生平
通信人与信件来源索引
总 索 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伯林书信集》（卷三）的时间跨度自1960年至1975年，其间，伯林创办沃尔夫森学院，奠定了其作为魅力型知识分子领袖和杰出思想者的历史地位。如今，沃尔夫森学院已成为牛津大学数一数二的研究生学院，而伯林的非凡个性也深深地浸入这一欣欣向荣的学术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伯林还亲历了那一时期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他身体力行，将对人性和观念的洞察纳入对世界的理解之中。而在学术方面，伯林一生中重要的几部学术著作在此期间得以出版，也使其攀上了学术生涯的顶峰。
主编推荐
《伯林书信集（卷三）》所跨的时间段，正是伯林本人生活和事业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大展宏图的“建业年代”。此间伯林显著的成就是在牛津成立了新的研究生院，并勇敢出任院长。除此之外，伯林还出任各种学术职位，频频发表广播演说，并出现在电视和电影纪录片中，广受欢迎。自始至终，他都保留了“狐狸型”学者的特点：学术涉猎广泛，同时广交各界名流，始终保持着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的酷爱。所有这些，都在这卷书信中一展无遗。
精彩内容
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此文谨为回答两个问题：美国入侵越南，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在你看来，如何解决越南国内争端？
我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感受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全力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这一态度至今未变。我希望自己在越南问题上能够同样做到爱憎分明，毫不含糊。我不知道战争会以何种形式结束。或许从一开始，美国人把军队派往越南这一举动本身就已酿成大错。我希望此事一开始就交给越南人，让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行解决。在我看来，越南似乎在真诚呼吁，反对他国干涉其内政。但目前这个时候，我并不希望美军撤退，因为它可能导致对美国盟军和盟友的大肆屠杀——完全可能——不问真假，一旦发现，格杀勿论。不错，越南村庄遭受狂轰滥炸，无辜之人不断被杀，这些足以骇人听闻。可是，在我看来，置他人于不顾，听任其惨遭敌人屠杀，则更是令人发指。如何保证这一切不会发生？又或者如何保证美军的全面紧急撤退不会导致其他南亚、东亚国家的政府遭受惊吓，不得已向一些政权屈服，而他们的人民对这些政权大多深恶痛绝。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些国家的现有政权并不比共产党政权好多少，一样也不受民众欢迎；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就因为相信没有人会施以援手，而将人民置于失去自由的境地，或者在外来势力的高压下更换政府——制造一种因惶恐不安而一拥而上随大流的景象，如同20世纪30年代末发生在中欧的情况一样——任何一个正派人都不会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不知道这种类比是否正确，但要说它站不住脚却需要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对越南的总体局势了解不够，不清楚他们宣传的各种方法是否可行，其中包括沃尔特·李普曼、富布赖特参议员、小阿瑟 ·施莱辛格教授等提出的撤军、飞地等诸如此类的建议。如果这些方法有可能阻止以上提到的两种不幸发生，我当然会全力支持。但我认为它们在道德上根本无法立足，而且也不清楚这样一种政策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即便如此，如果要我投票，我还是会投赞成票的。
如此一来，我就把自己置身于必须对自己的回答进行说明的尴尬境地。我希望能够理直气壮、不容置疑地回答“是”或“否”，就像大多数朋友们那样。在西班牙问题上，我感觉不论对错，并不存在任何质疑。同样，在有关南非、罗德西亚、西班牙、葡萄牙或是1956年的布达佩斯问题上，也一样泾渭分明、不存疑义。对朝鲜战争，我态度明确——联合国在我看来采取了恰如其分的正确行为。可是，我着实羡慕那些在越南问题上能够一如既往态度鲜明的人。美国人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毫不令人羡慕；且不说还有国家威望和世界权力平衡的问题；可是，如果不讲任何条件实行撤军，很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更多残酷行径的发生，更多人要因此受苦受难，与这一举措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任何解决途径，只要尽可能少地造成破坏和压迫，我都支持。我不赞成对某个绝对原则采取就算天塌下来也莫让公义失道的立场：更不赞成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傲慢自大或是头脑简单地固执己见，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做法或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能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传统和追求。
我很清楚，以上所言并未明确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肯定，与我一样经历上述困惑、备感纠结的一定大有人在。
在做了以上说明之后，这些道不清、理还乱的困惑和思绪依然萦绕在我心里，挥之不去。这里我想补充一点：除了赞同那些与我有同样疑问的少数人，我不由自主地从内心里更加靠近那些希望不惜任何代价结束战争的人，而不是他们的敌人。如果要我从这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我毫不怀疑自己会选择哪一边。
塞西尔·伍尔夫与约翰·巴古利（主编），《作家们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立场》（纽约，1967：西蒙与舒斯特），［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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