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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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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社:    华文
  • ISBN:    9787507557992
  • 出版时间: 
  • 装帧:    其他
  • 开本:    其他
  • ISBN:  978750755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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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历史
      货号:
      31779573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阎崇年,1934年生,山东蓬莱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研究清史、满学和北京史,出版专著有《森林帝国》《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上下)《北京文化史》《康熙大帝》《袁崇焕传》等。主要论文辑为《清史论文集》(上中下)、《满学论文集》《燕史论文集》《历史评论集》《袁崇焕研究集》《阎崇年自选集》等。运用电视和网络等平台,进行历史教育传播,讲述并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御窑千年》《故宫六百年》等。主要著作汇编为《阎崇年文集》二十六卷、一千余万字。

      目录
      01 森林帝国
      02 清朝开国史(上)
      03 清朝开国史(下)
      04 努尔哈赤传
      05 康熙大帝
      06 袁崇焕传
      07 北京文化史
      08 清史论文集(上)
      09 清史论文集(中)
      10 清史论文集(下)
      11 满学论文集
      12 燕史论文集
      13 历史评论集
      14 袁崇焕研究集
      15 正说清朝十二帝
      16 清朝皇帝列传
      17 明亡清兴六十年
      18 大故宫
      19 故宫六百年
      20 御窑千年  故宫疑案
      21 古都北京  中国都市生活史
      22 清史大事编年
      23 演讲集
      24 序跋集  琐言集
      25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
      26日新集:师友笔下阎崇年

      内容摘要
      《阎崇年文集》是阎崇年先生六十年治学成果的集中呈现,内容涵盖清史、满学、北京史等领域。包括专著《森林帝国》《清朝开国史》《努尔哈赤传》等,论文《清史论文集》《满学论文集》《燕史论文集》《袁崇焕研究集》等,北京史《古都北京》《北京文化史》等,大众史学《正说清朝十二帝》《大故宫》《演讲集》《序跋集》等,共二十六卷,一千余万字。其著述之丰、成果之硕,为史学之鲜例。书文收入本文集时作者均做了修订和增补。

      精彩内容
      总序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历史学者,从事清史研究已经60年。我的史学生涯,一得天时,二得地利,三得人助。天时,主要是新中国结束了晚清、民国以来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乱,70多年中原地区没有战争,又逢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难得的。地利,主要是我身在古都北京,职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里独具丰富的历史文献典籍、宫廷汉文满文档案、宫殿坛庙园林,高等学府、研究院所,以及学界名流、学术报刊、出版单位、传媒平台等,还是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从改革开放初的20世纪80年代,我多次应邀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开阔学术视野,沟通学术信息,提升学术水平。人助,少树敌,多交友,特别是得益于贵人、恩人、友人、亲人的指导、解惑、关怀和支持。
      此时此刻,我万千感慨,万言难谢,面对读者,赘言六点。
      (一)我从报刊发表第一篇小文到今年整70年。先后发表长短文章60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100余篇,在海内外出版各种文字文体著作100余种。现由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总集其成、整合编辑、付梓出版的《阎崇年文集》,算作我历史学术生涯阶段性的总结。这既是我报人民培育之恩而向祖国的学术汇报,也是中国史学家同世界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
      《阎崇年文集》分作三个板块:其一,于学术著作方面,学术专著有《森林帝国》、《清朝开国史》(上下)、《努尔哈赤传》、《康熙大帝》、《袁崇焕传》和《北京文化史》等,共305万余字。学术论文则有《清史论文集》(上中下)、《满学论文集》、《燕史论文集》、《历史评论集》和《袁崇焕研究集》等,共210万余字。总计515万余字,力求按着中国传统史学规范、新的科学史观,进行考辨、分析和论述。
      其二,于教育传播方面,即以电视、广播、网络和演讲为平台,进行历史教育传播,同步出版同名著作,包括《正说清朝十二帝》《清朝皇帝列传》《明亡清兴六十年》《大故宫》《御窑千年》《故宫六百年》《故宫疑案》等,共300万余字。受众年龄自儿童少年到耄耋老者,学历从大学、中学、小学到没上过学的人,于时间,于观众,不容引经据典,而需从容悠然,通俗晓畅,事理圆融,款款道来。所以,在行文与体例、语言与文风上,自具特色。
      其三,于其他方面,有《中国都市生活史》、《清史大事编年》、《古都北京》(中、英、德、法文版)、《演讲集》、《序跋集》和《琐言集》,共191余万字,面向大众读者,提升历史素养。
      此外,附录两卷,即星云大师同我合著的《合掌录》和众师友撰写的《日新集》。
      有人问:这次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阎崇年文集》,与2014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阎崇年集》有什么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一是学术类著作做了重大修订、增补和调整,吸取近10年来的新资料、新成果,阐释新观点,增加新论著;二是史学论文重新整合分卷,收文有增有减,补入近年新作;三是新增此前没有列入的文录;四是编辑重新认真编校;五是前书700余万字,后书1000余万字;六是更全面集中地反映我在清史、满学、北京史领域学术研究和大众史学等四个领域的学术成果。
      (二)本文集收录的书和文,写作时间不同,出版单位不同,著文体例不同,文章载体不同,读者对象不同,发表形式不同等,所以书文的风格不同、编例不同。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表述的书文,汇合在一套集子里,难免有不协调之处。有些问题,略做说明。
      第一,背景不同,分别处理。文集中的文章和著作,发表或出版的时间跨度达70年之久,都盖着时代的文化印记。这些著作和文章放在一套文集里,显然有格调不同之处。这不足为怪,而且也好,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载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反映出文化的多样性,事物的复杂性。文集在编辑处理上尽量保持原作原貌,或做些许润色。
      第二,书中注释,处理不同。注释学也是一门学科,以传、笺、注、疏、正义、集解、考释、章句等多种形式解经,是中华文化的一门学问。按照中国史学传统,引文有“意引”,即照原文大意引述;有“原引”,即照原文严谨征引。文集中引文,其学术论著,多用原引;普及著作则多用意引;或二者兼有,在此说明。
      第三,典籍简册,版本繁多。如清实录,有汉文本、满文本、蒙古文本,同一种文字又有大黄绫本、小黄绫本和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及其各有内府本、崇谟阁本和皇史宬本,同一种文本又有写本、抄本、重抄本、内府本、坊刻本、木刻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影印本也有多种,还有原稿本、二次稿本、三次稿本的影印本。同是清太祖实录,有崇德初修本、顺治重修本的武皇帝实录(其中有正本、副本、抄本、铅印本、影印本等)、康熙本和乾隆本的高皇帝实录以及满洲实录等,还有努尔哈赤实录、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弩儿哈奇实录等,仅“清太祖实录”就有多个版本。目前出版界通行的“机检”,是一种现代化、电子化的产物。但“机检”中“削足适履”的做法,对年代学、历史地理学、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文献学、档案学而言,虽有其优,亦有其弊,应正视其短,按个案处理,不可盖然画一。
      (三)我是幸运的。80岁时,出版《阎崇年集》,共25卷。88岁时,华文出版社汇集学界名家为我而写的文章,出版《日新集:师友笔下阎崇年》。90岁时,出版《阎崇年文集》,共26卷,1000余万字。上述这些,对一位研究历史的布衣学者来说,既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幸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喜事。我一生从事历史学研究,虽历经磨难、千辛万苦,却知难而进、从不言弃。文集出版,深感幸运和欣慰。
      不观沧海难为水,不临辟雍慎谈经。我在治学之路上,有几点粗浅体会。
      其一,多读一些书。研究中国古代史,要尽量多读点书。以清史而言,跟专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书,应在千种以上。古人言:“读万卷书。”这不是耸人听闻之语,而是打下牢实基础之需。以我个人治学体验,这需要 20年的时间。同时及而后进行创新的专题研究,每个稍大些的专题,需读300种上下的文献资料,大约需5年左右的时间;如做四五个专题,合起来又需要读千种左右的书刊和档案,也需要约20年的时间,大致已到退休年龄。退休以后再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继续奋进,才可能有大收获、大成果。
      其二,多行一些路。做学问既要在书斋里坐冷板凳,还须如古人言:“行万里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可见他的游历是完成巨著《史记》的一个重要条件。行万里路,包括考古调查、社会考察,了解山川形胜、考察历史遗迹等。既读书、又走路,边读书、边走路,边记录、边思考,往往有大收获。我研究森林文化这个专题,跑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穿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从乌苏里江以东到海,考察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阿尔巴津(雅克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再经伊尔库茨克,考察贝加尔湖及其周围地域,直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又跑了新疆乌鲁木齐及其东南西北的哈密、吐鲁番,和田、喀什,伊宁、霍尔果斯,阿勒泰、北屯等,并从呼伦贝尔经锡林郭勒、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阿拉善深入蒙古戈壁、草原。80岁时去拉萨,登布达拉宫。南到三沙市。走遍全国31个省市区和港、澳、台。可以说,如果不“行万里路”,则难以提出中华文明是由中原农耕、西北草原、东北森林、西部高原、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等组成的新概念,也写不出《森林帝国》。而研究袁崇焕,搜尽存世相关资料,遍访袁崇焕历史遗迹,才出版了《袁崇焕资料集录》《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传》《明亡清兴六十年》。
      其三,多悟一点理。研究历史学,不仅要阅读大量文献档案,而且要从史料中体悟出理。理,即义理、事理、哲理、道理。不仅从史料中读出来,而且从心灵中悟出来。掌握史料愈多,愈彰显学术功底;悟出道理愈深,愈彰显学术睿智。我从先师们那里体悟出一条道理:多读史料,钻进去;体悟道理,跳出来——这样才有可能究天人、贯古今,也才有可能成为一位史学名家、大家。虽愚庸不才,却心向往之。
      其四,多动一支笔。学术遗憾,在于笔懒。如常感思虑不周,资料不全,不敢动笔,或不愿动笔。其实,学术研究过程,像是一条轨迹。轨迹上的某个点,与其前比感不足,与其后比则有余。勤于动笔,也是学习。所以,应当勤于动笔,善于论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果每天写1000字,一年不就是一本30多万字的著作嘛!所以,眼要不懒,多多看书;腿要不懒,多多行路;心要不懒,多多顿悟;手要不懒,多多撰述。
      其五,多拜一些师。《论语·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向一切人学习,择其良善,弃其不善。一位朋友说:“要交高人。”比自己高明的人,自然要学;比自己“低”的人,寸有所长,也是要学。
      其六,多吃一些苦。人生得到幸福,是用苦换来的。一位贤者跟我说:“您做史学研究是很幸福的。”我说:“不是的!”他说:“为什么?研究不是幸福的事吗?”我说:“学者从事研究,好比农民种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种地过程是辛苦的,秋后收获才是幸福的。所以,学术研究是辛苦的,取得成果才是幸福的。”(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今天所有的人、事、物,明天皆成为历史。所有的人、事、物,都在历史过程中兴盛衰亡。在在如此,盖无例外。
      中国的传统史学,既有优良史官,也有优秀精神。
      中国2000年的王制历史,记载着两位杰出的史官,一位是董狐,另一位是南史氏。前者,春秋时晋卿赵盾主使赵穿杀了国君夺位,史官董狐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仲尼谓之“良史”。后者,《左传》记载:太史书“崔杼弑其君”,遭杀;“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是为真理、为科学而前仆后继的史学先贤。
      中国2000年的帝制史,出现了两位伟大的史学家,一位是西汉司马迁,另一位是北宋司马光。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完成千古一书《史记》;司马光耗尽生命精血,完成《资治通鉴》。前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学贯天人,史通古今,这是历史科学的精髓和神明之所在。后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和旨趣之所在。司马迁遭宫刑,蒙耻辱,忍悲愤,奋拼搏。他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磨难,既是能源,更是境界。司马迁完成130卷、52万余言的《史记》,这是血泪凝晶而成的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学术精粹,百世楷模。司马光虽任官员,却为学者。其《进书表》云:“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史学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史学。经历千辛万苦,方获五谷丰登。
      有人问我:60年史学研究最深切的感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个人做成事情,需要“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我借此机会,将“四合”送予书友分享。
      有人问我:治学需要什么精神?我的回答是:要专壹。《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历史经验证明:人生治学,贵在专壹,多蔽于两,而成于壹。
      还有人问我:历史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历史是公正的法官。是非、正邪、真伪、实虚、忠奸、人鬼,都会得到历史给予的公正评判。
      我曾劝我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喜欢历史,而不要专业研究历史,因为那是一条荆棘丛生、崎岖曲折、暗伏陷阱、四射矢镞的道路。个中甘苦,唯己自知。当然,智慧者、勇敢者、勤奋者、无私者也可去试一下,成不言功,败不言悔。
      (五)我在《阎崇年史学论文集·总序》中,说过一段话—治史的学程,应是三个字:博、专、通。如数,一为最小,而始于一;十为最大,而终于十。此喻治学,具体说来——其博,由约到博,就是“始一终十”,这应是所研究专题的视野、史料,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专,由博到约,就是“推十合一”,这应是所研究论题的水平,达到专精,为前人和世人所未发未解;其通,由约而通,就是“从一贯十”,这应是《淮南子》所说,在“四方上下”“往古来今”中求索,亦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通是指贯天人、通古今。
      若就人生体悟而言,我概括为四句话:蓦然回首九十春,苦辣酸甜记犹新。人生万事何最要?健康寿龄当元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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