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缺德”-“伤痕”文学文献（四十四 长江 1979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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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改革开放 (197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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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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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缺德” -- 新时期有关“伤痕”文学的一次大论战
文学史专家一般都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十七年文学（1949年至1966年），文革文学（1966年至1976年），新时期文学（1976年以后）。
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此时从长期压抑和追害中挣脱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们，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先是带着欢庆的情绪，沿着文革文学的脉络，发自内心地唱起了对党的赞歌，抒发着第二次解放的喜悦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同时还展开了对“四人帮”“文革式”的批判。当歌喉唱哑，喜泪流干，钢牙锉碎，恶气吐尽，一切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真正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蓦然发现，“四人帮”带给国家的灾难，决不仅限于濒于崩溃的经济，更可怕的是他们在思想上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毒害，拨乱反正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于是一个以伤痛、悲苦的情感为基调，以揭露性的题材为特点，以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11期）、《伤痕》（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创作思潮应孕而生，并很快统治了各类文学书报刊的版面。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描写大胆反抗所谓“四人帮”的英雄作品问世，其代表作是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话剧《于无声处》。1978年5月，青年工人宗福先写完了话剧《于无声处》。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了。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
文艺界和思想界向来是互动的。邓小平复出不久，便于1977年5月24日，公开提出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思想解放的闸门被打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力推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5月12日转载。随之又于当年12月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把解放思想作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了出来。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尚未真正走出极“左”阴影的人们，开始产生了迷茫，有的怀疑三中全会以来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有的则欲矫枉过正，推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见微知著，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者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对这个讲话，有人做出了中央政策要变、要“收”的解读。在这样的“风向”下，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开始升级。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刊物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4月，《上海文艺》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淀清的《歌颂与暴露》两篇文艺短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尤其是《“歌德”与“缺德”》一文，一些人感到不寒而栗，从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把以前大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其主要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歌德”与“缺德”》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阎纲的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王若望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一文，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何等霸道！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经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不过此文提出了两个文艺理论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导致文艺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只要是生活真实，是典型，应该允许暴露和讽刺。暴露也好，讽刺也好，都是作者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手段。《“歌德”与“缺德”》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的英雄。在标榜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下，贩卖极左思潮，反对“双百”方针，这是决不能容忍的！7月22日，《河北日报》第四版发表文章《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是广开文路还是划地为牢——也谈歌颂与暴露》。8月1日，第三版继续发表文章《也谈歌颂与暴露——与××同志商榷》、《等闲平地起波澜——评〈“歌德”与“缺德”〉》。8月7日，《河北日报》第一版发表全国各地报刊和文艺界广泛评论《“歌德”与“缺德”》一文的消息《批判极左思潮大胆鼓励文艺创作》。8月9日，第三版转载《人民日报》文章《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发表《温故而知新》、《歌德与毁瓜》等文章。8月24日，第三版发表全省许多地市文艺界纷纷座谈《“歌德”与“缺德”》的消息。9月5日，第一版发表消息《批判极左思潮端正思想路线》，报道省文联4单位联合召开会议，遵循“双百”方针，讨论《“歌德”与“缺德”》等文章和文艺理论问题。全省文艺理论工作者和各地市文联、宣传部代表六十余人参加讨论。省委宣传部领导发表讲话，要求河北文艺界认真补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这一课，继续深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消除阻力，繁荣文艺创作。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六期文章《“歌德”与“缺德”》展开讨论，并转载了《光明日报》王若望写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和新华社播发的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等文。随后，上海、北京等地纷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多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也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请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年所罕见的”。8月10日至2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上海市文学、戏剧、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的著名人士，文化部的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出席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北京。8月17日。《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志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也批评社会了一些人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罪给文艺界的观点。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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