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民国期刊《文史》三册，含创刊号、复刊号、终刊号;创刊号: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复刊号(日记特辑):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终刊号(读书特辑):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版
作者有周作人，周越然, 沈启无、何挹彭、谢刚主、谢兴尧、瞿兑之、徐一士,纪果庵、吴湖帆、柳雨生、文载道、陈乃乾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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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1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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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相描述：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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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中，除了“撞庵”是金性尧先生的化名外，还有“载匋”，与“载道”谐音，当也是金性尧先生的化名。
《文史》创刊后不知何故长期停刊，由于主编文载道先生对此讳莫如深，《〈文史〉琐忆》中说“（休刊）原因仍是不明白”，当是托词，岂有主编不清楚刊物情况的，但既然不愿说，局外人自也不便悬揣。
《文史》第二期为“日记特辑”，记有周作人《杨大瓢日记》、纪果庵《越缦日记谈》、何挹彭《关于日记》、文载道《读曾侯日记》、柳雨生《雪庵日记》、予且《水绕花堤馆日记》，郑秉珊《暑中日记》。
《文史》第三期为“读书特辑”，其中署“鼎堂”的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连载未毕，《文史》就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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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文史》---黄恽
金性尧先生一直是我心仪的作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偶然买得《风土小记》，拜读之下，不禁五体投地，从此开始不遗余力地搜寻载有先生大作的各种期刊，至今已有百十册，也许可以这样说，是先生的文章带我进入了一个“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过去常用的笔名）的世界。先生的《〈文史〉琐忆》（2003年第三期）以当事人谈亲历事，自有他的权威性，无奈的是，开场第二句话便错，令人有些意外，觉得不能默默，于是写《也谈〈文史〉》，为《〈文史〉琐忆》作点补充。 该文的开头说：“沦陷时期的出版物中，《古今》是较有特色的一份期刊。不料出了二十余期后，忽然宣告休刊了，我觉得很可惜……”按：《古今》出至五十七期才休刊，二十余期还是它的中年。1944年11月16日，正是《古今》休刊特大号出版后的下一个月，《文史》半月刊悄悄面世了，《文史》承《古今》余绪，首尾相续，换句话说，《古今》打烊，《文史》开张。 据《古今》的社长无锡人朱朴在第五十七期《小休辞》中说：“三年前的今天（笔者按：10月16日），我的最钟爱的长儿（荣昌）夭折于青岛……古今出版的动机不过为我个人遣愁寄痛之托，绝无其他作用，……最近我的意志益形消沉，追念亡儿，无时或已，不独对于其他一切感觉到厌倦，就连本刊也感觉到厌倦了。”在此文的最后，他说：“我希望我的情绪终能有好转之一日，那么将来古今或者还能有与读者见面之机会。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爰本斯意，作小休辞。”可以看出，在朱朴心中，对《古今》仍抱有复刊的想法，毕竟是自己精心着意培养的“佳儿”啊。这次的停刊不过看作一时小小的将息，他不久前续娶大汉奸梁鸿志的女儿梁文若，或许正打算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吧。《古今》是他旅进旅退的一个基地，他不容别人来分一杯羹，因此在《休刊启事》上还郑重声明：“于此休刊期中，敝社仍保留‘古今出版社’及‘古今半月刊’之名义，今后任何人不得假借此名义出版杂志刊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载道（金性尧）推出了命运多舛而又昙花一现的《文史》。 《古今》《文史》在时间上的接续还不是主要的，它们两者之间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确切地说：《古今》是《文史》的前身。这有四点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一、《古今》第五十七期休刊特大号的封底整版刊出出版《文史》的预告；《古今》上曾预告过的文章最终出现在《文史》上，如何挹彭的《读涧于日记随笔》、听禅的《谈良赉臣及其他》等；二、《文史》的作者阵营正是《古今》上的原班人马，如冒鹤亭、周作人、徐一士等；三、原《古今》的主编周黎庵（周劭）成了《文史》的编辑顾问；四、古今出版社的地址、电话号码与文史出版社（创刊时）的地址、电话号码完全相同：上海咸阳（亚尔培）路二号，电话：七三七八八号。 《文史》创刊号中，除了“撞庵”是金性尧先生的化名外，还有“载匋”，与“载道”谐音，当也是金性尧先生的化名。 《文史》创刊后不知何故长期停刊，由于主编文载道先生对此讳莫如深，《〈文史〉琐忆》中说“（休刊）原因仍是不明白”，当是托词，岂有主编不清楚刊物情况的，但既然不愿说，局外人自也不便悬揣。 1945年5月10日出版的《杂志》月刊在第82页上刊出了一个《文史》本月复刊的广告，广告中《文史》已悄悄变成了月刊，“文化报道”栏中也说“定于本月中旬复刊”，但这个月《文史》并没有出版，而是在6月，才真正复刊出了第二期，从出版时间来看，半月刊几乎变成了半年刊，第二期后一个月（1944年7月）才出版第三期，可见《文史》出版之初就命运多舛。这不禁使人想起在此之前，文载道主编的杂志《萧萧》，刊名蕴涵深刻，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悲壮意味，但也是昙花一现，出到三期就停刊了。 1945年的下半年，政治环境明显对这些居留在沦陷区与汪伪政权关系密切的文人不利，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汪伪政权岌岌可危，周佛海在日记和《往矣集》中时时表露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惶惑不安，预感到大难临头，这样的环境肯定也影响到文载道和这一帮居留在上海的人们，所以，《文史》的复刊，已经与创刊时的心情完全不同了，他们已经不再打出周黎庵、文载道的大名，甚至连与《古今》的关系也想涂抹干净，把文史社搬迁到了山东路290号（笔者按：这期间，上海的租界在日本的支持下，由汪伪政府收回，这件事在近代史上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却不被人重视），然而《文史》毕竟与《古今》脱不了干系。 《文史》的封面与《古今》不同，有它自己的特色。它始终采用汉武梁祠画像图案，每期施以不同色彩，上部横写魏碑体“文史”两字。内容也颇有特色，那就是每期出特辑或专号，不过它的特辑与专号又与周黎庵三十年代编的《谈风》在后期专出各地方专辑（如南京专辑、湖南专辑等）有别，《文史》的特辑有一个通盘的考虑，除第一期时间来不及外，以下各期的安排分别是这样的：日记、读书、人物、风土、文字狱、尺牍、掌故（及史料）、旧剧、晚清维新运动……就这样一个特辑一个特辑地出下去，《文史》将成为一本怎样丰厚醇美的杂志啊！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时世不允许的话，文载道的这个计划是周密而可行的，因为以他在文坛的影响和交往，不愁组不到这样的稿子，然而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只是他的纸上谈兵，在第三期的“读书”特辑之后，以下各辑全部胎死腹中。 在此，我不想对那些与汪伪政权有联系，甚至出任伪职的文化人作道德的评判，当一个国家处在强敌入侵，分崩离析的境地，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实在难以担当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只要不去助纣为虐，弄弄笔头换口饭吃也无可厚非。比如梅兰芳，当时寓居上海，蓄须明志，但与汉奸的酬酢来往也并不少，他当时就出席了朱朴之与梁文若的婚礼，还与日本文人、韩国艺人多有交往。不过，人品的高下还是能够判然而分的，当周越然、章克标因为出席大东亚文学者会议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时（有他们的文章为证，可参见伪《中华日报》等报刊），文载道却正埋头作着史料的清理和文化的积累工作。相比之下，两者之间的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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