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珍惜原版报纸：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12版全）英使提议共管国有铁路.蒋汪胡李新团结僵局成熟.大炮台香烟广告 白兰地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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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主编: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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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单位: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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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中文
上书时间201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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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相描述：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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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珍惜原版报纸保真保老，本人所定的品相仅供参考，一切以图片为准，对品相要求严格的请绕道，看清在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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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以其"不偏不党"的新闻报道原则,赢得了"公正"名誉,在当时的天津乃至北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对该报有所注意,但所论有限。一直以来,困于资料匮乏,对该报的研究较少受到学人关注。天津图书馆仅有21份且有残缺的《汉文京津泰晤士报》可想而知这份报纸的珍贵。
《京津泰晤士报》，英国人在中国 天津创办的英文报纸。1894年 3月创刊,周刊。1902年10月1日改为日刊。裴令汉主编。该报表面是份商业报纸，但却接受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Tientsin）的资助，实际上是份半官方的英国报纸。可以说，天津的英国工部局是准备把该报作为自己的喉舌来扶持的，因为他们看到了英文报纸作为舆论阵地对西方人以及中国上层人士的巨大影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
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外报外刊占据了主要的部分，并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起过不小的作用。近代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中文版作为一家以外报为后台依托的中文报纸，曾在天津的近现代史上发挥过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它的中文报纸形态和华人经营服务对象，使其努力贴近读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的英国租界被日本人占领，《京津泰晤士报》与其他许多在华的英文报刊一样受到压制，被迫停刊。
该报的实际发行量未见有完整的统计，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许多上层的中国人都是它的订户和读者，在长江以北，它几乎是无处不见，而且，它发行到国外的数量是近、现代时期所有在华的英文报中最大的。《京津泰晤士报》在中国内外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汉文京津泰晤士报》，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编号：51130。所藏21天报纸的具体日期为：
（1）1920年11月28日；
（2）1920年11月30日；
（3）1920年12月9日；（5）1921年10月10日；
（6）1922年x月x日（残缺不明）；
（7）1925年8月14日；
（8）1925年8月17日；
（9）1925年8月24日；
（10）1925年8月25日；
（11）1925年9月2日；
（12）1925年9月5日；
（13）1925年9月7日；
（14）1925年9月8日；
（15）1925年9月10日；
（16）1925年9月11日；
（17）1925年9月16日；
（18）1927年1月28日；
（19）1928年1月1日；
（20）1928年4月1日（残）；
（21）x年x月x日（残缺不清）。
从这份目录中似可看出以下端倪：
1）该报至少出版发行了约有12年以上的时间，是一份在天津报业史上存续时间相当长的重要报纸。
2）该报同其英文母报一样是一份日报，每日出版三大张，新闻丰富，消息灵通，广告众多（此点容后详述）。
3）天津图书馆所藏的《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以1920年间（4份）和1925年间（11份）为多。
现谨以天津图书馆馆藏1920年11月30日的《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为据（该天的报纸版面保存较为齐整完备），简要介绍一下它的一些有关信息。
《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为竖排对开4页（版）大报，报头刊于报纸右上角，为右起隶书竖排——京津泰晤士报；下一小栏为花体的英文报名“The Chinese Peking Tientsin Times”；左右两边小括号内为（英）（商）两字；再往下则为报馆地址：“本馆开设天津荣业大街x桥区七十二号”（x为缺失字，下同）。再往下一小栏的内容是：“（今日出三大张）星期日照常出版新年假期休刊”，可知该报通常每日出版三大张（馆藏品中发现该报星期日曾出过三张半），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最下的一小栏为日期，用西历纪年。最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刊期，“第一千一百零三号”。由此上溯，再扣除新年假期，可大致确定该报初始创刊的时期约在1917年10月左右。
报头左侧小栏是报馆的主要职员表。总经理熊少豪是1918年才接手这家报纸的。
《汉文京津泰晤士报》总经理熊少豪，生卒籍贯不详。笔者遍查了当时手头的有关资料而未知其人，仅查阅到此公曾在申报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纪念专刊上发表过一篇《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对民初北方的新闻界状况、渊源有很详细的记载。⑤由此文可知他对当时北方的新闻界是比较了解的，这当然同他在天津的办报活动是分不开的。
《汉文京津泰晤士报》的栏目从1920年11月30日第2版看（注：第1版同其母报一样，全为广告，故第2版可视为该报的要闻版），主要有：评论（包办选举——作者为本报编辑涂培源）；专电（北京电、香港电、汉口电。类似一句话新闻简讯）；特载（北京通信、河南通信、苏鄂问题等——主要是较大篇幅的通讯和时事分析）；要闻（各地消息，报道面涉及全国范围）；公文命令（刊载一些当地租界当局的公告命令）。除了要闻版外，该报在其它版面中还有社会新闻（“新闻趣荟”、“琐闻”）；本地消息（“本埠”）；工商新闻（“经济”）；外地新闻（“沪闻述要”）等栏目。从本版内容来看，该报新闻信息丰富，报道覆盖面较广，是一家以本地读者为主，兼顾报道全国新闻，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性报纸。
蒋家珍先生在《中国新闻发达史》中留下了关于这份报纸的一段重要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报的办报倾向。全文如下：“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于民国六年创立，在天津攻击吗啡的流毒，曾刊‘鸦片吗啡的瘾者表’，一放光彩。‘五四运动’时，与《益世报》共同同情于学生运动，而攻击杨以德（天津警察厅长），杨对此虽甚愤慨，但因前报在美国领事，后报在英国领事馆注册，无法干涉。”⑥从此段记述可知，尽管该报是一份外报的华文子报，但具有一定的进步色彩。
《汉文京津泰晤士报》的广告非常之多，水平也比较高，这大概同其受母报的影响有关。该报每日三大张12个版，其中就有3个版用来做广告了。另外，在新闻前后，重要公告前后都有零星的广告插登。广告的内容繁杂，几乎全是商业性广告——当然，英国厂商的广告在外商中占有绝对大的比例。该报虽是英商所有，但其广告却做得很中国化。一份味精广告这样写道：“完全国货调味妙品”；另一份广告则更像是一幅标语：“忠告，同胞们，仇货（指日货），万万不能用啦！利源外溢，国弱民贫，其愚可惧，愿同胞猛省。快，提倡国货罢。”落款是“上海泰和合粉厂谨启”。
《汉文京津泰晤士报》的广告不仅数量多、水平高，而且手法灵活，推销意识很强，这从它1920年11月30日刊登在报纸第一、二版中缝里的《广告例刊》即可知晓。这份广告例刊告知广告商们该报广告乃“按每方寸取价，每日二角五；每星期一元三；每月四元；每年四十元”，价码相当灵活。该例刊还特别说明“上例二、三、四、五号字随意择用，商标图样按所占地位核算，头张x（字残缺）前加倍，二三张新闻前后加半倍。事关公益及慈善之举xxx（字残缺）送刊，不取分文。诉讼鸣冤事果真确并有铺保者概不收费”。另外，它的分类小广告、外文广告、重要新闻、文章前后加插的广告都做得十分出色。
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21份《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中的有关新闻、评论、广告、版面编辑形式来看，这家报纸还带有较为浓厚的亲国民政府的政治色彩。每张报页的上端线上都印有民国纪年，与报头的西历纪年相映。1921年10月10日，该报特意出版了一张“汉文京津泰晤士报双十节套红特刊”以资祝贺。在同一天的报纸第四广告专版上还刊登了一家布疋皮货商店做的涂彩全版广告，4个大红灯笼印在四角，中间是一竖排大字：“民国万岁”，广告上端大书“庆祝”二字，下则为“双十节”图案。整幅广告抹红涂绿，很是显眼。
从新闻报道角度来看，这家报纸也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曾刊登过许多支持劳工运动和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文章。
第一个明证是：《汉文京津泰晤士报》曾全文刊登过“汉口二七大罢工罢工委员会”的全国通电，把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汉工人大罢工的原因、要求和呼声及时地在天津地区传播了出去。
第二个明证是：这家报纸曾在重要版页上登载全国各地、各界民众捐款支援上海五卅运动中的工人罢工行动。
第三个明证是：1925年9月2日的《汉文京津泰晤士报》曾刊载过一篇署名“文丐”的“驻吉通信”。该文以“日人在我国境行国势调查”为题，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阴谋图霸我东北的企图予以揭露。虽然这一切不排除该报亲英仇日的倾向，但它所起的正面进步影响是十分显见的。
第四个明证是：1925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之财政部长兼工人部长廖仲恺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时遇刺身亡，该报记者迅即“驰往采探”，写出长篇“特访通信”，在9月2日的《汉文京津泰晤士报》第2张第7页上以“*未遇刺之前消息；*赴会时之情形；*入门时之情形；*行凶时之情形；*捕贼时之情形；*救助时之情形；*入院后之情形；*廖部长之勤劳；*廖部长之略史”等小标题分层分段写就，一次全文刊出，其倾向性一目了然。
由于办报出色，《汉文京津泰晤士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8月24日该报第1张第3版上刊登了两条启事：一为“本报驻东分发发行所开幕并招请东三省分销处启事”，另一条为“白晓峰特别启事”。第一条启事的全文如下：“启者敝报为推广东三省销路起见特在长春日租界设立分发行所兹聘白晓峰君为分所主任栾向霖君为副主任已于本月十五日正式开幕并招请东三省各地分销处如欲承办者就近与敝分所白栾两君直接商订代销一切手续及取阅章程办理为荷。开设长春日租界东三条通南广场北。电话暂借七二八号”。从中可见，原本为地方性的《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也像它的英文母报似的，意图成为中国北方有影响力的一家大报。
从1920年11月30日“本报价目表”中的相关内容来看，该报当时和其英文母报的联系还是较为密切的，因为在这份“价目表”里，中、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是同时被刊登推销的。但到了1925年8月24日该报头版刊登的新的“本报价目表”时，就已没有了英文母报的踪影了，而且其报头也完全是一副新模样。新的报头虽仍为竖排隶书刊于一版右上，但却把“京津”两字改为“汉文”两字，成为“汉文”（横排）“泰晤士报”（竖排）。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原来（英）（商）的两个字被（完全）（华商）4个字给代替了。显然，此时这家报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由于资料的欠缺，赴津考察时间的紧迫和水平的不足，我们对《汉文京津泰晤士报》的介绍考证只能是蜻蜓点水似的浅尝辄止而已，惟期抛砖引玉，并希冀就教于方家、斧正与识者也。注释：
①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81页、286页。
②④⑥蒋家珍著：《中国新闻发达史》，世界书局出版，1927年初版，第38页、第66页、第57页。
③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369页。
⑤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1981年6月第1版，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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