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暹罗华侨联合学校专辑：《东方杂志》【民国七年第十六卷四号16开200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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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相描述：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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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九品】暹罗对于华侨一向友善，但旅暹华侨而在辛亥革命后，对于祖国的认同逐渐加强，纷纷在暹境办报创办华侨学校，这与暹罗政府同化政策相抵触。华侨又因反对增加人头税发起罢工，刺激到暹罗人自觉和对华侨经济实力警觉，暹罗人开始要求暹罗经济应由暹人掌握，暹罗上下对华人一致采取反感和不信任态度，并通过国籍法要求华人归化，在一二十年代对华侨排斥相当严重。因暹罗当时托庇于英法政治，而北京政府驻法公使欲与暹罗订立公约，通使和保护侨民。而暹罗总是推脱拒绝，而继续对华人，华校进行限制。在巴黎和会开幕前后，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应旅暹华侨请愿，曾令巴黎和会代表向暹罗交涉，暹方不认为苛待华侨，并拖延交涉订约，建立外交关系。【品相据图自定，购买谨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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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民国政府的努力。1920年孙总理曾令特使赴暹罗宣慰华侨，并研究与暹罗建立外交关系，由陈炯明与暹罗签订友好条约，后因陈炯明叛变，此事遂行停顿。后北京政府令驻日公使蒋作宾与暹罗讨论订立外交关系，而暹罗方面总以时机未至而辞，此事毫无进展。二十年代中国发生英法“五卅惨案” “沙基惨案”，日军的 “济南惨案”，引发旅暹华侨抵制帝国主义和反日示威，引起暹罗对于中国影响力的不安，开始驱逐逮捕中国国民党人，强行关闭华人学校，华人报纸等。中国当时内政烦扰不安，无暇顾及。而1928年北伐成功，统一大业始成，民国政府即派特派员赴暹罗考察及商定友好条约，但直至1932年暹罗革命成功，实施君主宪政，国家主义加强，而排华正常更加严重，暹罗政府欲以暹罗人取代华人在工商业的势力，对于华侨居留和教育经济等进行管制，并严格实施一二十年代制定的限制华人教育的条例。1934年暹罗政府开始“大泰维国主义”，与此前暹罗政府对华侨采取同化政策不同，而是“去中华化”，严格管制华文教育及限制华文移民，这严重影响到华侨在暹罗的生计，以及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
●赴暹考察团始末。暹罗政府曾在国籍问题上强迫华侨归化，强迫华侨子弟上暹罗本校或在华校强制授暹文，限制华文教员，而对英美法日本等侨民学校并未有此歧视性待遇。至1934年，甚至多有对华文学校进行强制封校，暹罗华侨反映强烈。1936年民国外交使团到访暹罗，就为此与暹方洽谈改善限制华侨的问题。当时由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1935年与暹罗考察团开始进行交换意见，进行筹备。遂由外交部，财政部，实业部，侨务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等部门组成考察团赴暹罗考察一个月。主要内容是暹罗政治，国民党在暹罗党务，建立外交关系，中暹贸易，以及华侨在暹利益等。日后在《国民政府外交档案》关于此次暹罗考察报告如下：此次考察团颇费周折，因国民党党部派人加入考察团，需增加经费，并在行政院通过，以致考察团延至第二年（1936年）5月方出行。考察团在暹罗拜访暹皇，暹罗政府以及各侨民团体，考察相当顺利。考察团分别与暹罗教育，经济，外交及内政各部长，商谈华人学校，经贸，外交，商务等问题。根据侨民界的一些强烈要求，分别向暹罗政府各部门进行商讨，如为华人学校免去歧视性限制等，同时在暹罗设立中国银行和船运实业等，与暹罗外交部订立友好平等条约，设立商务专员等。得到暹政府各部门如教育部，经济部，外交部的赞同和一定承诺，暹政府与中国政府进行商贸往来表示非常有兴趣。暹政府内政部长同时表示对华人出入境和渔业政策并无歧视，在一定程度对华人暗有优待。国民政府的暹罗考察报告结论如下：尽速签订中暹商约过于激进，如暹罗华人本享有一定经济权利，甚至土地所有权。中暹商约如有涉及土地权等敏感权利，则其他享有最惠国的各国亦必要求，且暹方可要求互惠，在中国享有土地权。不如签订较为实际的“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促进贸易保护侨民。并订立专门协定，解决暹罗排斥，限制华侨经贸和教育，国籍等权利。同时注重与暹罗建立良好外交关系，使暹罗不为日本所用，将来可得国际帮助。建立外交关系注重三点，利用在暹华报加强中暹友好的舆论，传达善意。同时设立中暹协会，并优待暹政府代表。并及时促进中暹互派商务专员，为促进中暹贸易，而无干涉内政。同时加强对在暹华侨的组织，教育。暹罗人在一战以后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越加发达，加之暹罗政局变化，对华政策一再调整，则需要对在暹华人团体进行指导，适应暹罗新局势，联合华侨团体加强华校教育经费，并派教育专员进行指导。着重在暹罗成立中国银行，推动华侨由旧式银庄向大规模中国资本银行迈进。日本当时正积极进行南进政策，在曼谷成立正金银行，成立中国银行可与日本对抗。同时不赞同抵制暹罗大米等措施，因暹罗米业都由华侨操控，且抵制输入米业伤及两国情感。外交意义。此次国民政府对暹罗所作的外交努力，意义较为重大正面，首次直接面对暹罗政府各部门，以及增进两国了解,并宣慰华侨，有助于中国对在暹华侨力量认知，也为当时阴云密布的中日紧张局势，在南洋做出一定预备工作。但遗憾的是，由于抗战爆发，形势急转，暹罗后来由日本密切关注，暹罗政府通过暹罗使节表示对华友好政策未变，但终究未再与中国再进行外事友好联络、并继续沿袭排华政策。但此次国民政府与暹罗的外交努力和政治苦心，透过几十年前的外交报告，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出使人员水平，极具国际政治前瞻视野，政治和法律专业水平极高，熟稔国际商法，且较为实际，不似当时普通智识分子以为签订商约便是万能药，考察团在订约问题看法较为深刻稳健，顾及中暹两国大局利益和华侨权益。并对暹罗在帝国列强的扩张情势范围仍抱中立有所认识，对暹罗国内民族主义新兴，国家观念高涨的情势加以理解，积极与暹罗政府各部门进行沟通，对话，为在暹华侨利益进行争取。同时顺应现代文明观念，积极伸出援手，改善在暹华人的团体组织和观念，改善华人学校和华文报纸的举办条件，并筹备在暹开设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防将来国际形势如中日战争爆发，尽量保护中国侨民利益以及与维护中国对东南亚经贸活动。出访暹罗，受到在暹侨胞的热烈欢迎，因百年来中暹邦交中断，从无正式代表，因此侨胞极其热忱欢迎考察团，甚至有的老年侨胞，在车站烧香跪地，做祈祷式，欢迎祖国代表。而暹罗华侨其实经济实力雄厚，操纵暹罗米业和国内多数贸易，在暹所受待遇优于其他各国华侨，甚至还享有土地权及其他权利，这是英法日等各国侨民所无的待遇。考察团当时尽心竭力，帮助华侨向暹政府争取权益，也极大促进了中暹关系，在外交史上也是具相当意义。而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相当宽慰在暹华人，从一定声势和舆论上保护在暹华人，几十年后仍然值得提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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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位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