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信札一通

作者: 谭其骧
出版社: 复旦大学
出版时间: 1982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作者: 谭其骧
出版社: 复旦大学

出版时间: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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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编辑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浙江嘉兴嘉善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任教于辅仁、北京、燕京、清华、浙江、暨南等大学。
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1960年获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称号。九三学社社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与顾颉刚等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早年研究地理沿革、疆域史地和民族问题，自成体系。1955年起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并致力于黄河水系的研究，对黄河史研究作出贡献。
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中国历史地图集》1986年获上海（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称为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另一工程为二十四史的点校），从开始设计到完成历时30年之久，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文名谭其骧别名字季龙、笔名禾子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嘉善出生日期 1911年（辛亥年）02月25日逝世日期 1992年（壬申年）8月28日职业教授毕业院校燕京大学研究生院信仰共产主义主要成就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图的绘编代表作品《中国历史地图集》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求学时期
▪ 治学严谨
▪ 只求真理
2 人物成就
3 学术研究
▪ 主编图集
▪ 出版著作
人物生平编辑
1911年2月25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籍贯浙江嘉兴）。
1926年，肄业于秀州中学，1926年—1932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系。
1927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
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
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同年春，任北平图书馆员、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后又兼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师。
1932年，谭其骧曾与朱士嘉,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黄现璠等及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1934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邀请顾先生、陈垣、邓之诚、萧一山等史学名流参加，连同会员一百多人，宣布成立大会。同年谭其骧又与顾颉刚发起成立禹贡学会任理事。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曾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35年，在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
1930年谭其骧暨南大学毕业时所摄，中间是他
1930年谭其骧暨南大学毕业时所摄，中间是他
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
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
1946年，随浙大回到杭州，并给上海暨南大学兼课。
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1982年任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是唯一的文科学部委员。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1—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
1982—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曾当选为3—5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改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8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求学时期

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时，他选修了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讲的《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之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有=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制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先生觉得顾先生在讲义里所列举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制度。为了获得确切的理论根据，他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并把自己的看法写信告诉顾先生。顾先生对谭其骧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示赞赏。
1932年，谭其骧曾与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北平史学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成立大会，邀请顾(颉刚)先生、陈垣、邓之诚、萧一山等史学名流参加，连同会员一百多人，影响颇大。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黄现蟠、朱士嘉为记录。并拟聘陈垣、陈寅格、陈受颐、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洪业、胡适等18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定于1933年元旦出版会刊。
治学严谨

谭先生治学的严谨表现在早年对专业的选择上。为了究竟作怎样的选择，他曾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好几天。他认为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较差，而逻辑思维的能力却比较强，所以学历史特别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于是，他从社会学系转到中文系，又转到外文系，最后
毛泽东接见谭其骧在内的上海各界代表
毛泽东接见谭其骧在内的上海各界代表
才定下历史系。这并不是所谓的见异思迁，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严肃的思考：我要从事的专业，必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天赋、性格等相符，这样才能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搞历史地理，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熟读大量古代的有关典籍，还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年来，他把《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杨氏《水经注图》虽是新买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缝破裂。他曾去天山南北、跋涉中原各省，考察长江水系和黄河古道。对于1500多个汉县，谭先生大部分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县和地理位置。他甚至从业余消遣——读笔记小说中，捕捉到许多有关信息。
谭先生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因一时的厚今薄古而不敢讲古代史，也不因为评法批儒而违反历史真实地而大捧法家。谭先生激动地说：“我为求真，不在乎是否得罪权贵。”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劝任何想要真正取得一点成就的人，还是专心致力于你的专业，不要去写应时文章为好。”这就是谭先生对后学的殷切希望。
只求真理

与郭沫若争曹操功过
1959年3月，郭沫若的《论曹操》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其
谭其骧雕像
谭其骧雕像
后，谭其骧发表了商榷文章。
在商榷文章中，谭其骧列举了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至于小说戏曲中都说曹操坏，不说他好，那又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是否要符合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
谭其骧具体论述了曹操的历史贡献，归纳为四项大功：1．结束了汉末豪族军阀间的混战，统一了北方。2．征服了乌丸和鲜卑，保障了边境的安宁。3．打击了名门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澄清了吏治。4．恢复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发展了生产。同时指出了曹操的四项罪过：1．打了农民起义军。2．曹操一生打的仗大多数属于统治集团间内部的战争。为了结束混战，求取统一，这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在战争过程中杀人太多，这也不能不算是一大罪。3．摧抑豪强兴办屯田诚然对人民有利，但所谓屯田制，实际上是一种用军事手段强制束缚军民在土地上进行官六私四或对半分的高度剥削的制度。并且不论是佃兵（军）或屯田客（民），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得受政府设置的农官的直接管辖，身分因而降落，走上了农奴化的道路。4．在道德品质方面，他的忌刻残忍实在也是不可饶恕的。
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是非非，尽可能做到
72岁的谭其骧
72岁的谭其骧
恰如其分，不应该恶之则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爱之则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笔底下，似乎曹操简直没有什么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我看郭老这种看法在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
郭沫若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不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谭其骧指出：“黄巾起义已经基本上瓦解了东汉政权，何待曹操出来推倒？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轻徭薄赋，但曹操的措施是把农民编置在国有土地之上，在农官直接控制下进行农奴式的生产，榨取十分之五、六的高额租赋，怎么能说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建安晚期同样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说明在曹操统治下，农民的生活未必比东汉桓灵以来好多少。曹操击溃青州黄巾军后，收编为青州兵，从此青州兵不再是为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战斗，而是为曹操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了，怎么反能说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
郭沫若说，由于曹操的锄豪强、兴屯田等措施，“把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把人民被奴役的情况扭回了过来”。谭其骧问道：“难道说人民被编置在土地上当农奴，就是调剂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望，扭转了被奴役的情况？”再说当时兴屯田的也不限于曹氏一方，孙氏在江东也推行了，规模也不算小，可见这也算不得是曹氏政权的特殊优点。
郭沫若认为历史上关于曹操杀人的记载，不见得完全可信，他举攻陶谦一事有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认为《曹瞒传》是吴人做的，说曹操坑杀数万口是明显的敌对宣传；《后汉书·陶谦传》把杀人数字夸大成数十万，更是典型的曲笔；只有《魏志·陶谦传》的记载比较可信，而所载“死者万数”，“这里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谭其骧指出：史料中记载曹操杀人的事很多，就连《魏志·本纪》中也说他“所过多所残戮”；就算《吴书》出于吴人而不可信，难道《魏志·本纪》也不可信？同样是《魏志》，为什么只有《陶谦传》可信，而《本纪》就不可信呢？
郭沫若认为曹操杀孔融二子一事不可信，理由是此事在郭颁《世语》
谭其骧书
谭其骧书
里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和范晔《后汉书·孔融传》才予以肯定，并说《三国志》注者宋人裴松之曾对孙说加以批评。谭其骧指出：这是郭老一时疏忽，误解了裴松之的原意，裴的原意对孔融二子同时被杀并无异议，只是对孙盛所述孔融被捕时二子“时方奕棋，端坐不起”一节认为违反常情。同时曹操经常夷人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并非只杀孔融一家。至于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也有三种记载，谭其骧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存疑。
郭沫若说曹操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执行了这一政策是有功的，谭其骧说那又未必。他认为曹操迁边疆部族于内地，“无论对内地而言，对边疆而言，对汉人而言，对少数民族而言，都没有好处，它的唯一好处只是增加了统治者的剥削对象和兵源而已”，“退一步讲，曹操时代乌丸为患于边地，迁之内地，犹可说是有利于安边，但如后来他西征张鲁时，又迁汉中的窦人和武都的氐人于关中陇右，那只是为了怕留在汉中、武都为刘备所煽动或利用耳，于各族人民何益？徒然使氐、窦背井离乡，颠沛失所而已。”
郭沫若又说“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谭其骧认为此说也有问题。“晋之代魏与汉之代秦情况不同，而略同于隋之代（北）周、赵宋之代后周，正如隋人宋人无需乎说宇文泰（北周开国皇帝）、柴荣（后周开国皇帝）的坏话一样，西晋人也无需乎说曹操的坏话。事实上西晋人确也未尝故意诬蔑了曹操，袒护了刘备。”
谭其骧的结论是：“总之，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这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
争论蔡文姬
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郭沫若还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后又针对别人的意见连续发表了《再谈……》、《三谈……》和《四谈……》。在其编著的《蔡文姬》一书中，还收录了他所作的剧本《蔡文姬》和有关文章。郭沫若研究蔡文姬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她来进一步肯定曹操。谭其骧也进而研究了有关论文，于1959年7月3日写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与郭沫若等人商榷。原来参与争鸣的刘大杰、刘开扬、李鼎文、王达津等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的，而谭其骧“就当时的历史事实，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中所描叙的事物情景相互予以参证，从而对这整个问题中所包含着的各个问题，即作者生平的各个阶段和各篇作品的真伪，一一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在这场讨论中别树一帜。
从宋人苏轼到今人范文澜、郭沫若、刘大杰等都对《后汉书·董祀传》所著录的两章《悲愤诗》表示怀疑，认为不是出于蔡文姬之手。谭其骧指出，《胡笳十八拍》中所述完全不符合东汉末年的实际，反之，见之于《悲愤》二章中蔡文姬的亲身经历却只字未见。由此可见，这位作者不仅对文姬没胡时期的胡汉关系不清楚，连对她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没胡也不清楚，岂会是蔡文姬自己？至于句中提到的“陇水”更与南庭相去甚远，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
谭其骧合影
谭其骧合影
所以他不赞成郭沫若的意见，认为《胡笳十八拍》是一篇能够相当深切体会蔡文姬心情的、感情炽烈而逼真的动人的好诗，但它是出于去蔡文姬时代已远，不了解蔡文姬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的一位作者之手的一篇拟作。
这篇论文发表于1959年第9期《学术月刊》，但另一篇后完成的文章先在7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在这篇题为《读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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