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脊有点坏，综合8品、从现代学术的意义上讲，中国近代的梵藏汉佛典研究，最早开始，是在北京大学。1918年，爱沙尼亚——当时还属于俄国——的梵文学者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由当时香港大学的校长爱里鹗（Sir Charles Eliot）推荐，再经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介绍，受邀到北京大学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钢和泰在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1928年。这一期间，钢和泰完成了他对《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整理和研究。1926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一书。钢和泰的书，如果说有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一部佛经的三种语言六种文本同时集合在了一起，同时做了相关的一些研究。 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当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介绍人是梁启超。梁启超因此为这部书写了一篇书序，书序中讲到钢和泰整理《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情况，说明这项工作的意义： “钢先生将全经逐段分开，把六种文字比较对照，他所费的劳力真不小。我们有了这部合刻本，第一，可以令将来研究梵文藏文的人得许多利便，增长青年志士学梵文的趣味，为佛学开一条新路。第二，用四部译本并着读，可以看出翻译进化之迹及其得失，给将来译家很好的参考。” 梁启超是近代最有见识的学者之一，他的意见当然很对，不过，在梁启超讲到的这两点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这样的做法，对于真正理解文本的原意或者了解文本前后的变化，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有很重要的价值。佛教的义理，很大部分是通过经文来传达。一部经典，如果既有梵文的原典，又有汉译，还有藏译，几种文本，合在一起，对比阅读，对比研究，无疑对明了义理方面的问题有极大的帮助。钢和泰的书中，已经有不少的例证，只是钢和泰自己的兴趣主要不在这方面，所以没有更多的发挥。佛教有一个说法，讲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佛弟子理解佛法，有几条规矩，其中一条是“依法不依人”，再有一条是“依义不依语”，还有一条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几条都与佛典有关。怎么理解佛典的本义，梵藏汉佛典的对比研究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一点，不仅对学者们很重要，对佛弟子们也不无意义。 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从文本的比勘开始，进而深入到各方面的研究题目，由梵本而汉译本而藏译本，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或者再倒过来，由藏译本或汉译本回溯梵文原本，其实是前后左右都有许多文章可做。把梵文、汉文、藏文的文本结合起来，考察其中的异同，几乎是近一百年来佛教文献研究的经典模式之一。钢和泰是这样，林藜光是这样，陈寅恪、吕澂也是这样。至于国外的学者，例子就更多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勘和翻译，还应该有更宽的国际性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视野，有充分的问题意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追踪前沿的研究题目，争取有新的发现。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要跟世界学术接轨，甚至要想赶超，接轨的途径很多，这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努力，又有所创新，赶超也不是不可能。 回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来讲，钢和泰在1928年离开北京大学，去了哈佛大学，但不久又回到北京，直到1937年在北京去世。这一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占领北京，北京大学被迫南迁昆明，八年抗战期间，当然谈不上梵文和印度方面的研究。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初，北京大学回到故都北京。大局甫定，校长胡适与此前代理校长职务的傅斯年便决定，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东方语文学系，同时聘请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促成此事并把季先生介绍给胡、傅二位的，就是陈寅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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