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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钟毓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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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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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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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一版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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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时间: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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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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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上书时间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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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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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毓龙(1880-1970)，字郁云，号庸翁。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著有《上古神话演义》《说杭州》、《浙江地理考》、《美术年鉴、姜丹书稿》等。
钟毓龙曾在浙江高等学堂、杭州府中学堂、省立一中、宗文中学等校任教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科，后任宗文中学校长，终身为教师。专长钟鼎文，能不用乌丝阑而横直井然，善诗词书法，曾任浙江通志馆副总编等职。
回忆怀念父亲钟毓龙——口述：钟久安
91岁，无疾而终
我的父亲钟毓龙，1970年去世时91岁，无疾而终。去世的前三天，保姆替他穿大袍时，他说，人乏力得很。前一天下午，我那在黑龙江支边的儿子，托人捎了一条中华烟，送给父亲。除了抽烟，他没别的嗜好。父亲跟捎烟的人聊了半小时，问了孙子在黑龙江的情况，很高兴。之后，又有一个朋友来看父亲，父亲拆了烟敬人，自己也抽了一支。这是下午4点钟的事。晚饭时，家人照常给他稀饭，他说不要吃了。外孙女跑进来说，饭不吃，就吃块猪肝吧。他吃了一块。吃好饭，抽完烟，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保姆来叫我，“钟先生，老先生不对了，神气不太好。”我和儿子赶紧去他房间。叫他还是有感觉的。妹妹是医生，没多久也到了。弄了点糖水，把四环素碾成粉，准备让父亲喝下去。第一口糖水咽下了，四环素却下不去。脉搏还有一点，渐渐地弱了。妹妹说，大家不要响，一个人最后时听觉还是有的。大家很安静，再去看时，瞳孔已经放大了。那是早上6点25分。为了晚上解手方便，父亲床边的平凳上有个痰盂。我看了一下，痰盂里有小便，他半夜起来解过手的。
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
我们钟家在杭州原是大族。清明、冬至集中去上坟，门口总是有二三十顶轿子。那时有个说法叫“钟半城”，形容我们钟家人多。庚申年，太平军到杭州，钟家散了。
1880年，父亲出生时家里生活窘迫，祖父带着祖母、大伯父、父亲去了上海。祖父打了两份工，每个月可以赚到300两银子，家人的生活才宽裕起来。可惜好景不长，父亲5岁、大伯父8岁时，祖父生病去世。祖母带着两个孩子回杭州，三个月后，她跟祖父走了。祖父要好的朋友十几个，决定一起负担两个孤儿。茅廊巷那里有个私塾，大伯父与父亲被送去读书。私塾老师叫王酉书。王家没有孩子，两兄弟就吃住在那里，白天跟老师读书，晚上由师母照顾。当时与父亲一起读书的,还有一个叫王福庵（王禔)的小孩，也是5岁，后来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5年后，王酉书去世。为了给孩子找出路，祖父的朋友们决定让大伯父经商，让父亲读书。大伯父被带到一家典当行做学徒，23岁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离开了人间。父亲安排在当时最富裕的朋友邹典三家里。直到现在，我家与邹家的后代还在来往。
当时是科举时代，父亲准备考科举，学习很勤奋。祖父一个姓朱的朋友对邹典三说，我家里经济不是很好，我就帮钟毓龙批改文章吧。在大家的帮助下，父亲先考上秀才，后来中了举人。当时26岁。中举人后不久，清朝决定废科举，办学校。于是父亲成了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
当了25年的校长
父亲趁着年轻，一开始在四所学校教书，即省立一中、定安中学、宗文中学、女子师范，教的科目有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那时候交通工具不方便，父亲每天坐着轿子赶来赶去。在宗文中学教语文课时，当时的第一任校长朱丙炎很器重父亲。他去世前，推举父亲担任校长。
1921年，父亲辞了其他三校的课，当了宗文中学校长。他写校歌鼓励全校师生，还请书法家高鱼占以白布大字书写朱丙炎校长留下的校训，“质朴耐苦，诚实不欺”，悬挂在大礼堂，后来由于战乱不见了。1937年冬，日寇逼杭，父亲将学校迁移到严州，即现在的建德，借用一座祠堂做课堂，租用一家会馆储藏图书仪器，每月租金20元。1938年，学校又迁到了温州雁荡山，播扬文教，为战乱中的孩子提供了求学良机。以前浙江有“举人点主”的乡风，人死了，在祖宗牌位上，往往会写上“某某某之主”，但一般情况下，“主”字上面的一点是不写的，这一点要叫一些名人、举人写。那时候在温州、严州，父亲常常被人叫去，很隆重地点“主”。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杭州，辞去了宗文中学校长的职务。算起来，他当了宗文中学25年的校长。后来宗文中学奉命更名为杭州私立宗文中学，父亲又当起了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一直到1956年，这所学校改名为杭十中时，他董事长也不当了。
“会场不要挂党旗”
回到杭州的第二年，国民党政府在平海街成立参议会，他们请我父亲去当参议员，父亲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代表教育界去了。第一次开会时，父亲看到会议有个书面规定，说凡是不到会三次以上的，算是主动退会。于是父亲连续三次不去。正为主动退会高兴时，又有人来请了。有一次开会，大家推荐我父亲发言。父亲说，我有一个想法，既然参议会是民意机构，会场中间就不要挂党旗。后来果然拿掉了党旗。这件事当时很轰动，上了上海的一家大报。与此同时，父亲还担任了浙江通志馆的编辑、副总编。以后他又成了杭州孔庙管理委员会委员，杭州文物管委会委员。
解放以后，父亲差不多70岁，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1950年时，政府将一些参加过国民党参议会的人作为回访人员。当时储丰银行行长张旭人是回访人员，有一次派出所的户籍人员去他家，看到墙上的一张团体照上有父亲的照片，就把父亲当做了回访人员，让他每星期一次，去清吟巷小学里学习。父亲学了一次后去了上海，从上海回来后，派出所的同志也没来叫。没多久，杭州市政府有人来，说让我父亲去做杭州市政协委员，后来是常务委员，再后来是副主席。
一生都在写字
父亲一生都在办教育，写著作，写字。在家里，我经常看到他在房间里看书写字。他写了很多东西，可惜因战争或“文革”丢了。
父亲《说杭州》一书的原稿是用毛笔写的，四十多本，近50万字，整整齐齐，厚厚的几叠。杭州的山、水、桥、坊巷、风俗、语言、寺庙、城邑、兵祸、学校、园林别墅，凡是你想问的，几乎没他不知道的、没写到的。书稿写好后，在湖滨书画社展览过，后来北京有人来请，又拿到北京去展览。可惜从北京回来后不久“文革”开始，所有的书稿都烧了。好在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此之前已经印成了油印本，流散到市面上，否则《说杭州》这本书，肯定留不下来。“文革”时，我家被抄了11天。父亲没受什么虐待，但他的书和文稿，都被装进麻袋拿走了。那天他们来拿时，父亲说，我是个读书人，一生的工作也是教书，我知道你们各位先生是来破四旧的，这本康熙字典我看不能算四旧，能不能留下来。他说话后，家里除了一本康熙字典，其他所有的书都被拿走了。他们烧的那天，我想父亲一生都在办教育，写了那么多东西，不能就这样烧了，就偷偷从火堆里拣了两本书稿回来，都是关于教育的。现在也收在《说杭州》里。
父亲也写过小说。在宗文中学时，有一次父亲和学校老师坐船游西湖，一位老师对父亲说，中国上古时期没小说，你是研究文史的，能不能写一部上古小说。一开始没时间写，1926年，由于战乱学校停课，他开始动手。当时我们问他，写的什么书，他笑笑说，叫《想当然尔》。意思说，上古时代的事，只能是想想写的，想什么就是什么。1936年书出版了，叫《上古神话演义》。这本书很好看，很多看过《封神榜》、《西游记》的人，也看过《上古神话演义》。父亲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奇妇人日记》，是根据一则史料写成的。小说写完后，他将手稿装订好拿出去请人书法题字。书刚送出去，就碰上了“文革”抄家，这本书在书法家家里被抄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听说手稿在杭州图书馆，由政协、文史馆出面，把手稿拿回来了。上世纪80年代初正要出版，来了个通知，出版界要打击精神污染。父亲的书名上因为有“奇妇人”三字，卡下了。
上面说的绝大部分事，多是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的。他这一生，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热爱教育、崇尚文化的信念。今年我87岁，父亲比我大30岁。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想念他一天。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和教育家，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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