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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珊先生序
近年戰國文字的研究，發軔於王國維。一九一六年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中提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又在一九二六年《桐鄉徐氏印譜序》中加以論證。後來，李學勤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提出戰國文字可以劃分爲秦、三晉、楚、燕、齊五系，從而奠定了戰國文字分域研究的基礎。
從學術史看，古璽文字曾是戰國文字研究的重要內容。若以一九九二年包山簡的公佈作爲界標，在此之前，研究戰國文字的主要依據，是璽印、貨幣、陶文、兵器和銅器上的文字，即所謂“題銘”之類。題銘數據多半零散，不易彙集，因此一九八一年羅福頤先生編纂《古璽彙編》，收錄五千餘方戰國璽，古璽研究成爲當時的熱門學問。
全面對《古璽彙編》的資料作分域研究的，有湯餘惠、何琳儀、吳振武等先生。當時的分域依據，主要是地名考據，以及與國別明確的陶文、銅器銘文作對比。我在一九九〇年跟隨劉釗老師學習古文字學，最初就是從戰國古璽文字入手，當時曾根據前人研究成果，寫過一篇習作《戰國古璽文字分國偏旁表譜》。從那時起，我就一直關心古璽的分域問題。
《古璽彙編》收錄的璽印，大半屬於晉系。這裏所謂的“晉系”，是個地域文化概念。“晉系”既包含韓、趙、魏三國，還應該包括兩周和中山。這是因爲，魏文侯時令樂羊將而攻取中山，並讓太子擊守之多年。後來建立的中山國深受魏文化的影響；而西周與東周這兩個小國，其領地則是基本居於韓國的領域之內的。所以，分域與分國是不同的概念，對於“三晉”系統的文字，還可以再做分國的研究。
三晉璽印有其鮮明的整體風格。例如，印式以闊邊朱文居多，筆劃大多細勁，其風格是很明顯的。對於三晉璽印，是否可以再做分國的研究？我認爲，這種研究可以分爲文獻考證和類型學研究兩步。過去的學者，從傳世文獻的記載出發，用歷史地理和人物考證的文獻考證方法，解決了少量官璽的分國問題。三晉文化圈內的五六個國家，其文字風格雖然接近，但結合多種證據來仔細推求，各國文字的字體還是各有一些特點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區分國別；並且，在各國內部，也存在多種風格。這種文字構形和字體的類型學研究，在近年已顯露一些端倪。
要做更精細的璽印類型學研究，先決條件是資料足夠豐富。大概在最近的二三十年裏，古璽印的發現絡繹不絕，璽印雖然是收藏中的小門類，卻相對繁榮。戎壹軒主人收藏璽印既富，又從事分域分國的專門裒輯，已經有一部秦印印譜問世。這次又揀選一百方三晉古璽成爲專輯，以廣流傳，這對於學術研究來說，當然是一件值得歡迎的好事。
古璽的學術價值，不僅限於研究戰國時期“文字異形”的現象，也涉及歷史地理、官制、姓氏制度等多方面的史學問題。下面就這部三晉古璽專輯中所見，試舉兩個例子。
“禾（？）司寇”官璽屬魏。地名“禾（？）”也見於戰國中期的魏橋形布，可以證明。又“葭陽都”官璽也屬魏，“葭陽”應讀爲“瑕陽”，見魏二十九年叚陽庫冶戈，《水經注·青衣水》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又例如“曲邑武陰守”，“守”是代理的縣令，“武陰”在“曲邑”之下，“曲邑”是這一地區的中心城邑，“武陰”應該是次一級的小縣。從以往璽印研究來看，這種列出兩級地名的璽印，大多是魏國官璽。
有些晉私璽姓氏，來源於春秋晉國的貴族。例如，“欒涅”之“欒”氏源自晉卿欒氏的食邑。“郤武”之“郤”字從土從丯，是近年的研究成果。“枯成繯”璽之“枯成”讀“苦成”，是晉卿郤氏三族之一的郤犨封邑，以封邑爲氏。晉公族狐氏族人狐射姑字季它，食邑於賈，因稱賈它（佗），私璽“賈馭”之賈氏，恐與此有關；又賈它之族人狐鞫居食邑於續，因稱續鞫居或續簡伯，“續沽”璽之“續”氏，可能是其後代。“柏綰”之“柏”讀爲“伯”，可能是晉卿伯宗的後代。《左傳·昭公三年》晉叔向說，春秋早中期晉國的那些官氏族，“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之後又不知經歷了多少的變化，迨至戰國時代，這些舊氏族中的多數人已淪爲士庶了。戰國私璽是士庶身份的標誌物，始現於中央集權制度的形成階段，可以窺見並印證氏族陵替的歷史過程。
此外，三晉璽印的篆刻藝術高妙，可以雅俗共賞。形成三晉璽印藝術風格的原因，首先是字體精美。三晉璽印文字中“口”“田”“目”等這類封閉性的構件，常作對稱圜底狀；對大多數的折筆直角結構，常作懸掛處理，以獲得局部的穩定感。然後是佈局精審。晉璽並不刻意填補因字形特徵產生的空間，所以虛實關係自然生動。最後是工藝精湛。二〇〇三年，侯馬白店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十餘枚晉璽的陶模，筆劃深刻，精細異常，給人以神乎其技的感覺，可知鑄造晉璽必須“刑范（型範）正，金錫美”（《荀子·強國篇》）。上述看法是否合適，還需藝術史學者評判。
董珊
丁酉二月驚蟄又五日，於北大德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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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位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