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樊绰在其《云南志》一书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据著名历史学家尤中先生所著《云南民族史》载，银生城即在今西双版纳一带。而“诸山”，茶学界也已形成公论，即旧时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攸乐山、莽芝山、革登山、倚邦山、慢撒山(今易武山)和蛮砖山。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而云南的西双版纳一带又是茶的源头，据方国瑜、林超民等教授研究发现，作为西双版纳的原住民，傣族、哈尼族煖尼人和拉枯族，在语言上均称茶为“La”，而与其毗邻的彝族撒尼方言亦称茶为“Ia”，纳西族则称茶为“Le”，贵州苗族称茶为“chula”，长期饮用云南茶叶的藏族亦称茶为“ja”……从语言学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茶始于西双版纳，而后逐渐散射四周各民族，进而沿长江向整个中原地区传播，并通过诸多渠道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底蕴丰厚、灿烂辉煌的中华茶学史和中华茶文化史。
作为追本溯源的不朽的典证，茶叶工作者们曾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南糯山上发现了一株树龄长达800余年的栽培型“茶王树”，同时，又在该县巴达乡发现了一株树龄长达1700余年的野生“茶王树”。这些惊人的发现，不仅否决了原流行于世的“茶生于印度”的虚妄之说，而且还让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茶的信徒，络绎不绝地涌向了勐海，“朝拜茶王”也因此成了西双版纳的又一文化景观。
茶树，在植物学上属茶科，共约23属380余种，其中云南就占了260余种，并且主要就集中在西双版纳一带。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现象呢?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第四纪冰川扫虏地球植物的几次大灾难中，云南南部很多地方幸免于难，而西双版纳就是其一；第二，西双版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候属北热带和南亚热带型，有着丰富的热量和充沛的雨水，且无严寒酷暑，无霜，全年多雾，相对湿度大，光、热、水、土的综合效应，为茶树的繁衍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基于此，西双版纳得以成为中国茶叶生产的一大重镇，而产于此的“普洱茶”，也因此成了中华茶品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
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一文中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工艺发展和品质沉淀，在清朝时期，普洱茶曾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它的陈香味，它独特的药用功效，它茶道梵境中令人着迷的“茶禅一心”，它让雅逸之士醉心的品味过程中的水路变化为整个中华茶文化史开辟出的是又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灿烂晴空。普洱茶之所以越陈越香，屡屡因时间的流失而成为绝品，比如堪称国宝的现存于中国茶科所的“金瓜贡茶”，据笔者了解，皆因此茶成为成品后，尚有一个“后发酵”的过程。旧时的西双版纳乃“瘴疠之区”，瘟疫流行，夏秋之季，外人均不敢涉足，产下的茶品，往往要到冬春之交，方可运出。因此在其囤积期间，难免受湿气浸淫。再加之外运路途遥遥，最终形成了“后发酵”。有人将普洱茶的产销过程，形象地称之为“祖父做茶，孙子卖出”，应该说，这概括非常准确。由于“后发酵”，普洱茶也就具备了滋味醇厚、后味甘长、香高味美、越陈越香的特殊品质。
另外一点，在中国的茶叶史上，唐、宋、元三代，据史料载，均产“团茶”，从明代始，方以散茶为主，惟独普洱茶一直延续其“团茶”特征，这其中是否意味着只有普洱茶因其产地远在边地而继承了古代茶品的衣钵?记得台湾茶界品茗高手邓时海先生在一篇探讨普洱茶的文章中曾如此写道：“唐宋辉煌的荣事，随着陆羽的茶经，跨越了千百年的时空之后，倘若今天得以藉着普洱越陈越香而再度发扬，陆羽先生地下有灵，他老人家必会一则喜，一则憾。喜的是他一手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已干矣。现在总算有人起之、饮之，越陈越香之；遗憾的是他一手写的茶经，撰述了全国十一省产茶地，惟独漏列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地广受推崇，这因了产茶地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同时也因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茶人的艰辛努力，我希望今天的普洱茶人，秉承古老的传统工艺，汲取先进的科学手段，励精图治，勇于探索，力争在2l世纪重塑普洱茶辉煌，再展普洱茶风采，把最优秀的普洱茶敬献给天下每个热爱茶品的人。
作为普洱茶的一份研究史料，亦作为弘扬普洱茶文化的一本新颖之书，我认为《普洱茶记》的价值值得肯定。在茶叶界，这样的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感谢作者的真诚之邀，以此为序，挂一漏万，还请方家指正!
占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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