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八)

国际汉学(八)
  • 国际汉学(八)

作      者:任继愈

出 版 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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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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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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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一本综合性学术集刊。其宗旨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世界各地汉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进展,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视域。同时积极推动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努力倡导国内学术界与海外汉学家的对话,使“汉学”和“国学”展开一种良性的互动,在一种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提升汉学研究的水平。

内容简介:

《国际汉学.第8辑》包括“汉学一家言”、“汉学家专项”、“汉学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等,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一直是本刊研究的重点,贺圣达先生的文章将整个东南亚纳入研究视野,论文的材料和角度都使人耳目一新,沿着这思路本刊还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全面研究中国文化外传之轨迹。已故的法国汉学家史太安的道教研究,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巴斯蒂的欧洲中国史研究回顾,当代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许倬云、孙康宜的文章都为本期增色不少。

对域外汉学的研究不仅有着历史的侧面,也有着思想的侧面,台湾著名学者黄俊杰、黄一农,中国学者吴泽霖的文章代表了本刊的另一种学术追求,即在历史的叙述中表达一种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关切,在汉学的研究中寻求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意义。

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916年出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他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识到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力图将其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2009年7月11日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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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汉学一家言

汉学发展前景无限

汉学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

汉学家的文化血统

汉学家专项

史华兹的学术理路

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内藤湖南

汉学史研究

世纪初俄国汉字三杰

东南亚汉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西文化交流史

试论亚马勒政府加强葡萄牙在澳门统治的几个步骤

隋朝中西交通的开展

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

蒙古高原中国古代碑铭、瓦当遗存与汉学东渐

中国文化在世界

遗散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的中国古籍

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直接接触和借鉴

20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

文学研究

末代才女的“乱离”诗

中日微型小说漫谈

文本、语境与意识形态

——海外元杂剧研究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史研究

19、20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

土地成了被追逐的财富

宗教史研究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帝天说”及其所引发的论争

清代早期四川中国天主教教会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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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后记

    第八期又要发稿了,首先向作者和读者们道歉的是,我们的第七、第八两期都拖得太久了,本应都在2001年出版,因各种原因拖至今天,作为编者十分不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所开始的汉学研究今天已初具规模,国外汉学著作大批被引进中国学术界,它对当代中国人文学科规范的重建、视野的开拓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至今在对这一学科的理解上仍不能统一。如果要发展这一学科,其基本规范的确定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本期的“汉学一家言”继续推出关于这学科性质的讨论。任先生的文章高屋建瓴,李先生的文章宏大深远。其中陈跃红先生的长文不可不读,此文很可能会引起争论,但的确点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今后我们还要再发一些稿件来讨论这一问题,尤其是希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史、哲各个具体学科的专家发表高见。“汉学家专页”的两篇文章都很有特点,史华兹先生已经谢世,程钢的文章表达了我们对这位美国汉学家的怀念。钱婉约的文章写得细致深入,提供了一种对汉学家个案研究的范例。

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一直是本刊研究的重点,贺圣达先生的文章将整个东南亚纳入研究视野,论文的材料和角度都使人耳目一新,沿着这思路本刊还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全面研究中国文化外传之轨迹。

已故的法国汉学家史太安的道教研究,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巴斯蒂的欧洲中国史研究回顾,当代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许倬云、孙康宜的文章都为本期增色不少。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当代国外汉学家直接为本刊投稿,以推动域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这也是我们办刊的宗旨之一。

……

在线试读:

 三、其人其学之评析

作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内藤“日本人”的既定身份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他的思想学术必定处于中日双边文化的交界线上,即处于中日两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发展的交界线上,呈现出复杂性。

一方面,中国文化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修养与研究,在内藤湖南的价值体系及感情世界中,占据着特定的位置。正如内藤耕次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谈到内藤为人处世在情感上的好恶:“厌恶的东西:愚钝的蠢物,迎合大众的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的迂愚的道学家,细腻的日本画、歧阜提灯、静寂、古雅、茶、民间艺术,美国的机械文明,赶时髦、社交舞会,登山、体育,恋爱至上主义者。喜欢的东西: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喜欢。”在罗列了种种厌恶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东西几乎涉及到了日本文化的精髓(如日本画、茶道、俳句的精神追求)与美国的代表性文化(如机械文明)之后,喜欢的东西却如此简单、明快:“只要是中国的!”我们在内藤的自序和传记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为这段话作证。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化这份独特而深厚的理喜爱,致使内藤能够充分肯定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认为像中国这样自发的、独立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体系,才是世界史发展的自然样式,具有世界史上的“普遍性”意义。他的中国史研究和关于中国的评论,注重挖掘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和规律,是在此基础上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之论。从这一意义上说,内藤中国学是一种“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中国学,是对于中国的“内在性的评判”。这使他有别于当时日本中国学界所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倾向:即以认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为前提,并将之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标准来指导一切学木活动,从而否定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和特殊性。这方面尤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东京学派的中国学家为代表,他们的中国学可以说是种心目中“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或者说是对于中国的‘外在性的评判。

另一方面,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杯,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才是牵动他情感至深处的毕生理念。他的记者经历、他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他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使得他比一般的中国学家更为注重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对于民族使命感的重视;他的学术研究也常常以预言未来、警醒时人、指导现实为己任。这构成了内藤中国学最基本的思想特质。因此,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与侵略中国的政治企图沆瀣一气,从而在本质上背叛了中国文化。当他的民族主义情感发展到无视乃至伤害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就滑向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扩张主义。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内藤湖南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学家、中国文化爱好者身上都有体现。稍稍注意比较一下近代日本中国学家的中国观,就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对历史的中国,或中国的历史文化充满景伸与深情的,而对现实的晚清民初的中国却不免带着蔑视与张狂的心理,从而与那个时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治脱不了干系,甚至走上以自己的学术为侵略政治助言、为侵略行动做先头兵的道路。同样道理,在近代中日交往关系中,那在语言、风俗、经济、地理等方面堪称是“中国通”的人物,也往往更易走上扩张侵略或为扩张侵略服务的道路。这是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悲剧,也是近代日本中国文化热爱者、研究者的悲剧。

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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