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洪焕椿签名题字本“纪念一九六三年南京大学校庆”,内有洪焕椿先生批注『洪焕椿旧藏』

作者: 陈述
签名者: 洪焕椿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1963-03
装帧: 平装
开本: 32开

作者: 陈述
签名者: 洪焕椿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1963-03

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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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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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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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焕椿（1920——1989），1942年温州中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图书馆工作，刻苦自学目录学、方志学，发表论文多篇，升任研究辅导部主任。1946年任浙江省通志馆分纂。1949年调金陵女子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主要从事宋史、明清史、江南经济史研究。然而，历史学科在大学课堂和现实生活中不是“显学”，历史学家也是寂寞的。现在，在故乡瑞安知道周予同、洪焕椿的人委实不多了，我们上网检索，关于这两位历史学家的资料也不多，对周予同先生的宣传、纪念文字还有几篇，而洪焕椿先生身后确实有些寂寞，这有些不公平。

雨季的南京大学校园也有些冷清，寻路前行，我们来到了这位乡贤的归宿之所。1989年4月5日洪焕椿病逝，为了纪念他为我国历史研究和教学科研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南京大学遵照其“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保留骨灰”的遗愿，将其安葬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北侧的园陵之中，让他静静地安眠在苍翠的松柏树下。

在外公孙诒让的影响下自学成为业界翘楚

晚清瑞安有不少文化望族，洪氏家族与孙、黄、项三家并称“四大家族”，但洪氏家族知识群体的术业传承取向，却有其独特个性。

洪氏肇始祖洪琦出身商贾，清初从安徽宣城、徽州一带南下浙南经销宣纸、徽墨、布匹等，后来定居瑞城南门，其后裔则聚居在县城林宅巷、柏树巷、后河街一带，人丁十分兴旺。三百多年来，洪氏子孙繁衍，代有知识群体。

孙、洪两族交谊甚笃，孙诒让次女名瑜，嫁给了洪家洪锦波。1920年夏，当他们的长子洪焕椿出生时，外公孙诒让已离世十二年。提携洪焕椿在学术道路上成长的，乃其舅父孙延钊。但毫无疑问，孙诒让给了他深远的影响。

伫足于精致穆静的瑞安孙氏私家藏书楼——玉海楼，独特的书香与历史的意蕴便在这里氤氲而出。1947年后，孙氏后人分批将孙衣言、孙诒让藏书的大部分捐献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玉海楼藏书中的手稿本和手校本，大多归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而最早开始整理的，正是孙诒让的外孙洪焕椿。

洪焕椿在瑞安念完小学和初中，孙延钊便把这位外甥带到温州市区，让他在温州中学读书。那时候，孙延钊正担任籀园图书馆馆长，这个图书馆是为纪念孙诒让而创办的。洪焕椿经常到图书馆读教科书以外的书籍，并在舅父的启发下对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后，洪焕椿想到大学深造，无奈战火阻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刚巧，孙延钊被聘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就又把他带在身边，让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等待机会再进大学。

洪焕椿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了四年，从普通馆员升至研究辅导部主任。这期间，他撰写、发表了数篇读书心得，并通过自己的钻研，完成了一部《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他在序言中写道：“余生也晚，不及仰承外祖謦麸。顾幸从舅氏问字，间获耳外家一二珍闻，每志而勿敢忘。比岁余随舅氏服务浙馆，复得观舅氏为其先世所辑之《孙太仆公年谱》及《孙征君年谱》二稿本，及外家玉海楼皮册之寄存于馆者……乃觉薛、宋、朱三编之互有得失，似皆未可以云尽足考信也。馆职之暇，辄为泄笔作三编合校之录。凡各谱所述与事实未合者，一一笺记出之。”这项工作为提高他的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如何利用文献资料进行考订很有益处，等于试作了一篇大学文科的毕业论文。1944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洪焕椿编撰的《怎样利用图书馆》一书，此书很是畅销，印了一万多册。

抗战胜利之后，洪焕椿在1946年随浙江图书馆从南田迁回杭州。不久，舅父孙延钊在浙江通志馆任总纂，他被聘为分纂，两人又在一起从事《浙江通志》的编辑工作。时任通志馆馆长余绍宋，是著名方志学家、画家，对洪焕椿时有指点。因为在通志馆工作的大多是年长的学者，这使洪焕椿有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在浙江图书馆工作的四年多，等于补了四年的大学文科；在浙江通志馆的三年，实际上是当了三年文科研究生。此时，洪焕椿学识大长，《杭州地理掌故著述考》《孙诒让先生的生平及学术贡献》《明清浙江之三大书院》等论文颇见才华，并为他后来完成《浙江地方志考录》奠定了扎实基础，是书后来经修订为《浙江方志考》，系洪焕椿的代表作。他后来又编写出版了《浙江文献丛考》一书，以纪念其外祖父生平整理地方文献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正是在孙诒让的影响下，洪焕椿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一名著名的明清史、方志学和目录学专家。

顽强抗击病魔，工作到生命的尽头

1949年5月杭州解放。这年初冬，洪焕椿应聘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历史系助教。1950年秋，开明书店约洪焕椿再写一本《图书馆与文化学习》。他在两个月内就把书稿写成寄出，于1951年6月出版，初版就印了一万五千册。这是他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洪焕椿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1951年5月他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1月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把教学和科研的重点，从中国古代史逐步转向明清史。1958年发表《关于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问题》论文，1960年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1981年与苏州历史博物馆合作，主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对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前期，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他的努力下，由南京大学历史系牵头，组织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在广泛学术交流的基础上，他先后主编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1981），《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1983）。这是我国史学界空前规模的大型学术活动，为推动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深入，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期间，洪焕椿也对明清的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苏州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包括会馆、手工业工匠、市镇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然而，正当洪焕椿为夺回被十年浩劫耽误的时间而努力工作之际，癌魔已悄悄来到他身上。1981年8月13日，经过4个多小时的手术，他的胃被切除4/5。胃癌，这个叫人寒心的字眼，确也使洪焕椿痛苦过，他热爱事业，眷恋人生，尽管已过花甲之年，仍壮心不已，有着宏伟的计划。遵照医生的嘱咐，他采取三条措施：好好治病；加强锻炼，增加免疫能力；继续搞点教学科研。在病榻上，他又拿起了那支永不生锈的笔。他的60万字的专著《浙江方志考》就是在医院里定稿的，他身边的几个研究生，在他住院期间仍定期到医院接受指导，他为他们批改作业。自1982年以来，他完成了《浙江文献丛考》《浙江方志考》《明清社会与江南经济》《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等4本专著，主编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等丛书和专集，发表论文11篇，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分册》编委，撰写词条300余条。5年内他带病撰写了300万字的文稿，每年平均60万字。

虽然是一位在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史学家，洪焕椿却视名利如浮云，对知识分子中那种文人相轻的习气深恶痛绝。南京大学有一位胡允恭教授，专长于南明史，但由于年高体弱，已无力整理记录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明末农民战争史手稿。刚刚动过癌症手术的洪焕椿得知后，拖着手术后虚弱的身体，毅然放下自己手头正在编纂的著作。而当他开始整理时，才知道工作量是如此之大。可是，他硬是用三个多月时间，在有“火炉”之称的南京的夏天，重新编写了手稿。当胡老拿到洪焕椿整理的13万字的《李自成与张献忠起义》定稿时，不禁感动得老泪纵横。

1986年7月，南京大学党委决定授予洪焕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9月，国家教委授予洪焕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1989年4月，身患癌症多年，凭着顽强的精神，一次次同死亡展开搏斗的洪焕椿，在第三次走进手术室后，病情恶化，病逝于南京，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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