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丛书：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套装全2册）（精装全新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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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0

2018-09-26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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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内容简介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大事。在《雷蒙·阿隆回忆录》中，阿隆一方面追述了20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行为人的面貌；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全部著述都收集和归纳到书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他用几页提要加以说明。阿隆还补充了对其评论的各种反应，收入了他曾收到的赞同或反对他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回顾性评论。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RaymondAron，1905—1983)，法国重要思想家，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NormaleSuperieure）攻读哲学学习期间，他对康德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康德哲学作为研究重心。
　　杨祖功，男，祖籍河北涿州，1937年10月5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工作。1965-1969年在中联部东南亚研究所工作。1969-1971年下放中联部五七干校。1971-1981年回中联部欧美澳组（局）法比瑞小组（处）工作。1981年主动调动到社科院欧洲所工作。其间，多次去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并于1986年9月—1988年8月到巴黎政学院进修政治学一年。1997年9月——1998年9月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任让莫内客座教授一年。现为法国研究会副会长。
　　王甦（1982—），巴黎十大社会学博士，法国国立人口研究院研究助理，译有《男人的历史》（第三卷）、《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即将出版）等。
目录
上册
序言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0001
增订本出版说明／0029
前言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0030
第一部政治教育（1905～1939）
第一章父亲的遗嘱／0003
第二章学习与友谊／0030
第三章发现德国／0066
第四章在拉丁区中心／0110
第五章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0147
第六章浩劫之路／0187
第二部政治愿望（1939～1955）
第七章战争／0229
第八章没有抒情的幻想／0277
第九章记者和活动家／0313
第十章瓜分欧洲／0355
第十一章20世纪的战争／0402
第十二章“知识分子的鸦片”／0435
第三部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1969）
第十三章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0477
第十四章阿尔及利亚的悲剧／0506
下册
第十五章工业社会／0561
第十六章将军的宏伟计划／0595
第十七章和平与战争／0641
第十八章“他没有理解我们”或1968年5月／0667
第十九章“自信与统治者”／0707
第四部当官的年代（1969～1977）
第二十章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0753
第二十一章后戴高乐主义／0789
第二十二章论意识形态批判／0823
第二十三章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0866
第二十四章论历史评论／0902
第二十五章西方的衰落／0938
第五部死缓阶段（1977～1982）
第二十六章心肌梗死／0969
第二十七章在《快报》周刊／0980
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插曲／0994
第二十九章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1015
第三十章走向苏联霸权主义？／1027
第三十一章一代人的结束／1037
结束语／1084
作者书目提要／1118
索引／1126
增订本译后絮语／1141
译后记（1992年版）／1144

精彩书摘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全2册）》：
　　怀有这种心情的人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革命，要么奉行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反对占领鲁尔区，减少赔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出莱茵区），要么干脆拒绝服兵役。拒绝服兵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内心上反对打仗，一种是阿兰的方式（拒绝晋升军衔），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至于我，我的态度接近第二类，确切地说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态度，因为这样合乎我的性格。。阿兰的态度能打动我，但说服不了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透露出思想上的混乱和感情上的迷惘。但这种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讨论和平主义的文章里便开始拨开云雾见青天。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相当动人：“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会这么说。
　　当然，这句话也不免过于简单。在哲学上，政治作为问题，作为判断和行动，自成一个特殊领域。也许，归根结底，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我痛恨极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或者有由道德准则规定的目标。但是，目的也罢，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而得出来的。权利平等意味着德国将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有歧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合乎公平正义的。但是，德国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边界现状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损害？
　　1932年，爱德华·赫里欧重返外交部以后，埃玛纽埃尔·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长阿德里昂很有交情：经常在官场走动，他带我去见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叫约瑟夫·帕加农。我曾经对阿拉戈倾诉过，我对德国的政治动向忧心忡忡。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感染上了国家主义。希特勒获得了权力，战云弥漫，欧洲岌岌可危。那个副部长请我谈下去，我便发了一通议论，纯粹是高师的派头，或许讲得有声有色。他听得很认真，看来我所说的还有点意思。等到我发完议论，他才回答：“根本问题在于思考。我一有工夫便爱思考，所以感谢您给了我那么些思考的题目。我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威望过人，人品出众。任何建树，此其时矣。您谈德国问题，实在精辟，谈到天边升起的危机，也着实动听，但请问如果您是总理，您怎么办？”他的话听起来一忽儿可笑，一忽儿相当中肯。我怎样回答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结结巴巴，不然就是张口结舌。该对他说什么呢？
　　这个部长给未来的评论员上的这一课，后来才开花结果。15年后，我有一天在《战斗报》报社向阿尔贝·奥里维埃（Albert Ollivier）提出一个问题。他刚刚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政府。我说：“如果你处于政府的位置，你怎么办？”他大概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不是我的事情。该怎么做，由政府去想。我只管批评。”我经常想抱着另一种心情，来充当这个评论员的角色，老想向政府暗示，该怎么做，或者可以怎么做。有时候，我知道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施的。但它至少能对舆论起一点儿影响，这也可以使我期待的事情更容易办一些（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就是那么做的）。
　　从1931年写的文章中，还看得出我胸无成竹，在理想和现实情况分析中间摇摆不定。可是，重读1932年写的文章，就没什么难堪了。那时候已经是魏玛政权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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