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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轩书斋
  • 中国经济通史(全12卷)

中国经济通史(全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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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装帧:   精装
  • 开本:   大32开
  • 作者: 
  •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装帧:  精装
  • 开本:  大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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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古籍
    商品描述:
       一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经济史学巨著一部中国经济史学爱好者、研究者必读的大型工具书    本书划分历史阶段和分卷,不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对没有充分依据作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判断的历史阶段,淡化社会经济形态的判断与描述,即既不作经济形态性质的结论,也不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作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分析。    研究长时段的经济历史和撰写多卷本的经济史学著作,有一个分划阶段和分卷问题。鉴于现有的资料与研究情况,本书分期和分卷以朝代而不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标准。具体地说,从出现第一朝代(夏代)起,按朝代的起迄年代分期和分卷;朝代时间短的,与经济特征相同之处甚多的上一个(或几个)或下一个(或几个)朝代划为一个时期和一卷。每卷依其字数,可以为一册,也可以两册。据此,本书分为l0卷:先秦(夏、商、周三代及夏以前),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朱辽金夏,元.明,靖,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清代分为2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为2册,共l2册。    对目前尚无充分依据作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判断的历史时期不作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判断;对于这些时期内的经济现象,提倡用中国历史文献中用过的词语、概念和范畴去描述和分析,而不必加上社会经济形态的判断。譬如,先秦时期的“众”、“众人”,按先秦文献中关干“众”、“众人”的实在内涵,指明其身份(如“群众”、“群臣”、“务农者”等等)即可,而不必在他们身上贴上“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奴”等等一类带有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标签。又如秦、及时期的“奴”、“婢”,按秦祝文献中关于“奴”、“婢”的实在内涵,指明其身份(如是其主人家赀的一部分,可雌买卖,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家庭劳务,主人杀奴要受法律惩罚,等等)即可,不必作出“奴隶社会的奴隶”或“封建社会的奴隶残余”(秦汉文献中无“奴隶”连称的)一类的判断。    我向作者们介绍,20世纪80年代,我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辞典》便是这样做的。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行得通,且效果甚好。    为什么要对没有充分依据作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分析的历史阶段,淡化社会经济形态的判断与描述?这既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不正确,也不是我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没有自已的看法,而是因为,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必、也不可雌对社会经济形态性质作判断,这是经济史学科学性的要求。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些中外学者用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与历史,使人们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他们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史学的一大贡献。他们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特别是魏晋以前时期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判断,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十数种之多。仅就进入封建经济形态的时间来说,有殷商说,西周说,东周说,春秋战国之交说,秦双说,东汉说,魏晋说,北柬说,等等。关于中国进入封建经济形态的时间,西周说与魏晋说,相距1200年,与北宋说相距2000年。分歧大,令人难以想像,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了七八十年,也不有得出令学者们普遍公认的结论。仅此一点足以表明,在现存的各说中,任何一种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其原因在于没有充分的论据眦服人。对这样历史阶段的经济形态,不予以定性的判断,比勉强地去肯定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形态,是一种留有余地的、求实的做法。换言之,在此情况下,不作性质判断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我的关于淡化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意见,在会上导起了争论,但最终达成一致的认识。从实践的结果看,个别作者的笔下留下了他原有认识的明显痕迹。当我们谈及此种情况时,他开玩笑地说,这是思维定式惯性的表现。对于这类表现,我在主编《中国经济史辞典》时的做法是一律删掉,而在主编这骞《中国经济通史》过程中,却是一字未动。其原因在于:主编前者时.我事先申明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后者时,我事先申明的是,主编只要求最低限度的统一,各卷作者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文责自负。   《中国经济通史》中的“通”,贯穿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三个要素之中,因而具有三重含义:在经济的内涵上,贯穿干经济的各个方面,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通史是相对于部门经济史、专项经济史而言的。在空间上,贯穿于垒国各地的经济,把中国各地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通史是相对于地区经济史而言的。在时间上,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垒过程,把中国经济史的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通史是相对于断代史或短期历史而言的。    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全过程,就是在时问上通古今。这里的问题是“古”到何时和“今”到何时,即上限-9下限问题。    关于上限,引起我们思考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l986—1991年出版的l5卷本《剑桥中国史》的做法。它上起秦汉。该书的总编辑告诉读者,他们之所以不从先秦写起,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毗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一再改变人们对先秦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做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他们估计,对所有的新发晨作出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需要十年功夫”。这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现在是否具备了从先秦写起的条件(《剑桥中国秦汉史》出版于l986年,到我们启动这部《中国经济通史》写作的l996年,恰好l0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学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有关先秦史的考古报告,请教了一些先秦经济史专家和考古学专家,得出如下认识:在这10多年来,出土了大批先毒时期的文物;对先秦史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综合性研究成果,空前丰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普遍公认的、有一定持久价值的一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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