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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乐民(1930—2008),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前欧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主编并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20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出版说明
陈乐民先生是一位有着丰厚学养的国际政治与欧洲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潜心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著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
陈先生1930 年出生于北京,幼习诗文书画。初中起就读于教会学校,打下英语基础。1953 年大学毕业后,因缘际会之下,陈先生进入“涉外部门”,成为一名长期驻外工作人员。1983 年,陈先生离开外事工作,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时为西欧研究所),开始全职学者生涯。1991 年前后,陈先生患上肾病。1998 年病情恶化。此后十年,全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大学毕业以前读书;青年和中年时期做了从事“民间外交”的“小公务员”;进入老年则为“学者”之事。在二十多年的学术生命期,陈先生不仅打通了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藩篱,还打通了中西与古今。
纵览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演进,亲历当世的国家磨难,陈先生仍然坚信社会总是在螺旋式上升,数十年来,一直奔走在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路上。他眼里看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起,陈先生便不断思考一个问题:“西方何以为西方,中国何以为中国。”
陈先生博览群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孜孜思索。在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的十年里,陈先生笑称自己的“有效生命只剩下一半”,因为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去医院做透析。但令人惊叹的是,陈先生学术上的累累硕果,大部分都是在这最后十年中结出的。
三十多年来,出版陈先生著作的出版单位多达十数家。自2014 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陈乐民作品”以来,作者家属又陆续整理出一批陈先生未曾公之于世的遗稿(手稿)及散落于各类刊物上的“遗珠”(十余万字),并注意到此前所出各种作品集在分辑、选篇、编排顺序以及编校质量等方面,尚有一些不够理想之处。
2018 年陈乐民先生辞世十周年之际,我社有意推出“陈乐民作品新编”,陈先生家属欣然应允并给予充分配合。其实,早在1988 年,陈乐民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即是交由我社出版。陈先生与东方出版社,自有一种因缘在。
我社此次推出的“陈乐民作品新编”,是在充分参考此前陈先生各种著作版本的基础上,广泛辑佚、重新编次、细加考订、认真校勘的结果。当然,北京三联书店的开拓之功,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在此不敢掠美。
陈乐民先生是“一身跨两代”之人,既是“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又是“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在他们这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冲突还是新旧调适,都表现得非常“典型”。因此,“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他们一直想要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与缠绕。
21 世纪的第一个庚子年,诚为多事之秋。在此特殊时期推出陈先生作品新编,虽屡遭挫折,仍颇感欣慰。
谨以此集,作为对陈乐民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的一种纪念。
东方出版社
2020 年9 月
各册内容简介
1《启蒙札记》
本书是一部扼要介绍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思想家及社会背景的通识作品。作者陈乐民先生晚年将切身关心的问题越来越集中于欧洲文明进程中的启蒙时期并,以随笔的形式分题叙述,希望引领读者探求启蒙的历史过程、了解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思想、反思启蒙的历史意义、理清国人对于启蒙的认知偏差。
全书以伏尔泰为引线,串起了几乎所有17、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深刻阐释了启蒙的终极价值,并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简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2《欧洲文明的进程》内容简介
何为欧洲文明?它是如何出现、如何演进的?
作者主张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欧洲,由此生动剖析了欧洲文明从5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逻辑。
本书意图回答欧洲文明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生长、发展和向外扩张的,从而探讨欧洲文明的内涵与特殊成因,从中可以看到欧洲文明一脉传承的根基和数次更迭的轨迹。
作者呈现的不仅是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周详叙述,更有在丰富治史经验下对历史规律的透彻理解。
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连成一片,了解别人已经成为了解自身的必要条件。
3《20世纪的欧洲》内容简介
作为近代文明发源地的欧洲,历经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在世界政治棋盘上被边缘化。面对衰落、分裂、并立的困局,20世纪的欧洲是如何解困并实现复兴、统一、联合的呢?
本书重点关注20世纪后半叶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得失经验,细致分析了欧洲一体化从理想到实践的历史进程,指出这是20世纪欧洲的一大创举,把“欧洲统一”的古老观念落到了实处;深刻揭示了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的矛盾,展望了未来欧洲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客观评价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面对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做出的调适。
作者没有拘泥于某个具体事件或国家,而是从欧洲社会整体发展的现实入手,采用文明史的视角,透过兴衰沉浮的现象,深入分析了对20世纪欧洲的历史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发展模式和思想体系。
4《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本书为“陈乐民作品新编”之一种,收录了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西文明交流与比较的各类文字,集中呈现了作者晚年对“西方何以为西方,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一主题的孜孜思索。
作者专注于研究中西历史进程的分野与关联,关注历史结构的演变,强调中西文明对比的方法论问题。同时更善于从微观处把握历史发展的关键部位。
作者阐述了诸如中国从何时起开始落后于西方、中西文明的不同“思想底格”、现代化与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形成新的“自性”等问题。其全局性的视野、敏锐的观察力,至今仍具启发性。
5《哲学絮语》
本书为“陈乐民作品新编”之一种,收录了作者关于中西哲学的思考与感悟,其中有对中西哲学家思想的剖析,有对中西哲学理念的对比。篇幅有长有短,皆精警可读。
全书共分四辑,辑一集中呈现作者对哲学之道的体悟;辑二为作者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独到见解;辑三探讨了莱布尼茨、费希特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主张;辑四为作者多年来阅读康德的心得体会。
在作者看来,哲学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永远也到不了底;中西文明可以交流,可以各有体用,但很难融通。
中国哲学精髓与西方哲学特质在作者笔下相遇,碰撞出耀眼的光芒。
6《读史散记》
本书为“陈乐民作品新编”之一种,收入了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辞世前所作读书笔记百余篇。书中论说考辨所及,自先秦至晚清,大都是作者阅读正史或笔记体杂著时随手写下的文字。
作者认为,“以史为鉴”,于为人行事,未始不当。对于作史者,则必须以“求真”为最高目的,弃绝功利之心、是非之念。否则,把历史实用主义化,便可能有两个后果:一是为了自证而“六经注我”,或以为可鉴者取之,无足鉴者则去之;二是为“配合”当下的举措而在史中寻找先例和根据,矫史以应时,则史将不史矣。
书中篇什多为作者研究中西文明史的边角料。这些信笔写来、收放自如的文字,短小散杂,极富韵致,颇为耐读。
7《书巢寻理》
“读书”与“看书”有何不同?为学应以何事为先?中学与西学该怎样兼顾?
本书为“陈乐民作品新编”之一种,所选文章以读书札记为主,另有书评、序言、杂文等,少则二三百字,多则五六千字,包括对读书生活、治学理念、翻译写作、学术风气、文化现象、文学作品的品评,展示出老一辈学人严谨踏实的学术品格。
陈乐民先生虽以研究西学名世,但一直以融通中西为学术追求,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书画均有独到见解。陈先生读书范围甚广,徜徉于古今中西,穷理于东西书海。
8《山高水远》
本书为“陈乐民作品新编”之一种,收录了作者晚年对往事与师友的追忆性文字以及病中日记、思想札记等,分为“故人难聚”“陋室遗篇”“病隙杂记”三辑。
上辑回忆了作者人生不同阶段的师友故旧,如陈翰笙、李一氓、吴达元、张芝联、董乐山、范用、王世襄、蔡仲德等。他们多已辞世,作者于含蓄平淡的追怀中寄寓浓情。中辑收入了作者回忆往事的随笔,包括部分从未结集的散篇及手稿。下辑则以信件、日记的形式呈现了作者写于病隙的思想札记。
作者不为老病所困,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头脑清晰,笔耕不辍。其晚年之作,多以短文呈现,行云流水,格外亲切。
9《在中西之间》
陈乐民先生1930年出生在北京,在天地玄黄的20世纪中国,他亲历了屈辱的日本占领,目睹了家族的衰弱,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亲身参与了民间外交事业。改革开放之后,他又以半百之年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欧洲学研究的开创者。
作者在书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受的家庭教育,求学、工作和生活中经历的事件和人物,各时期人生理想的转变,主要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参访域外的感想,深刻反映出一位优秀学人淡泊名利的精神风骨和融通中西的学术追求。
本书不仅是一部作者个人的“私历史”,也一部反映时代思想变迁的备忘录。
名人推荐
陈乐民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不管被扣多少“西方中心论”的帽子,中心不改,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
——资中筠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仅没有淡忘,反是越来越怀念他——乐民兄真是走得太早了,中国民主和科学的启蒙需要他,担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倒退的人们需要他。像乐民兄这样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这样荟萃中西且古今文化融于一身的人文学者,这样超乎物外、身体力行的启蒙者,难道真成绝响?难道我们真可以听任其成为绝响?
——朱尚同
十年来,先生的教诲言犹在耳;十年来,先生的期待始终不忘。守住自己的底线,在浮躁的时代沉下心来,阅读思考,继续探寻先生之问——“西方何以为世界,中国何以为中国”。在过去的十年和未来的岁月里,陈先生都是我的灯塔,求知如此,为人亦然。
——初晓波
陈先生在古今的文化里,常常找到逻辑的线索,不相干的存在往往连类一体,遂有了新意。一边面对欧洲文明史,一边冷思国故,于古人文字得趣多多。他看古人,有西方的参照对之,结论自然不同于常人。从西学角度看中学,和从中学角度看西学,在陈先生的文章里多见异彩。
——孙郁
在哲学领域,陈先生以一个非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对启蒙时代的欧洲哲人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伏尔泰、康德,包括稍后的费希特、黑格尔等人,以及相对应之下的程朱理学后续诸家,包括新儒家,都一一作了周详考察,着重于发掘中西人文深层的精神现象,廓清文化交往关系中“妄自尊大”这一经年陋习的缘由。陈先生一再以牟宗三的名句“中西融通之桥梁乃在康德”为导引,旨在以范畴机理的切入为路径,探讨中西思想交往的建设性构架。
——冯绍雷
有人说陈乐民这样“集中西绅士于一身”的人已成绝响,这恐怕不是言过其实的夸大说法。在如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愿作“精神贵族”的人已经很少;按现在的教育状况和发展趋势看,将来能否出现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绅士,也很难说。六十多年前,我和乐民因诗文书画结缘;六十多年后,世事沧桑,造化弄人,想起乐民,不胜唏嘘。
——蔡鸿滨
陈先生的文章涉及古今中外,有点像小文史百科。读后一知半解的有了进一步理解,不知道的知道了,增加了很多知识。陈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含蓄,不细心读,便领会不到其中的微言大义。他的文章大多数都是读书心得,但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种今天仍然极为可贵的启蒙主义思想。
——蓝英年
除最后一次住院外,陈乐民每次都要带上“功课”,借助病床上吃饭用的小桌,在嘈杂声中,旁若无人地阅读写作。此情此景,往往让我感到心酸。人们也许不大了解,陈乐民那些珠玉般的学术论著,竟是在身患大病,甚至在嘈杂的病房中完成的。但他不改其乐,真是贤哉此公!
——何方
1948年高中毕业、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先生当属“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和“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在这“一身跨两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矛盾、冲突还是新旧调适、传承,表现都非常“典型”。可以说他们是破旧立新的一代,也可说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因此,“阅读陈乐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
——雷颐
一个少有的西学专家,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相厮相守待在了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对谈着各自的命运和对西方、东方的理解,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扩展与扭曲、舒展与未来。而留在条案周围空白、清寂的疼痛,则每时每刻都在言说、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认识世界的渴望与无奈。
——阎连科
作者经典语录
“启蒙”像在一片黑暗中划开一道光,这道光与社会进步的互动越来越强,预示着它将驱散黑暗和落后。“启蒙”具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从野蛮、愚昧、专制、盲从的社会到文明、民主、自由、人权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都必须经过“启蒙”阶段,不能逾越和绕过。
欧洲文明的内核,我认为还是“五四”时期提出的“赛先生”和“德先生”。这是欧洲最重要的传统。没有科学和民主,“近代欧洲”便无从谈起。我在研究欧洲文明发展史时,每每有一种很深刻的印象:它是那样阶段分明又具有历史连续性,时代变化的轨迹、频率十分清晰;这一点恰是与我们的文明史所最不同的。把欧洲文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诸因素凸显出来,有助于深入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
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特点主要是两“化”,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和欧洲诸主权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欧洲在失去了旧日殖民地式的“势力范围”之后,于20世纪融入世界,经历了兴与衰、分与合、“一”与“多”的曲折历程。纯粹的理性逻辑完全有理由预告,“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有一天终将使“民族国家”的界限毫无意义。但是超越时空的逻辑取代不了现实的世界,今天看来,那仍不过是看不到边际的乌托邦。
中华帝国封闭性之严重,使它如同一只密封的罐头,必待外力才能打开。19世纪中叶,中西文明迎头相撞,中国历史的“自我循环”才停了下来,出现了“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局面。“现代化”对于中国是“嫁接”过来的,既然是“嫁接”,便有诸多不适应,感觉不是自身的“自然发展进程”。因此,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磨合”,“现代化”才能变为本土的自然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哲学之道在于不断求知,而知是无法穷尽的。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洋哲学,都是可悟而不一定可解的。哲学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永远也到不了底。对于人心人性之学,对于哲学的最高境界,还是要靠“悟性”。可悟不一定可解,或者说因悟得解,中国哲学尤其是如此。我不是哲学家,充其量是个“哲学票友”。
我这个自诩有“历史癖”的人,在历史面前常要犯迷糊,看不清历史究竟是否有真面目以及何谓真面目。当钻进历史堆“只在此山中”时,会有一种醺醺然的陶醉感,可一旦走出之后便立即觉得“云深不知处”,发现历史仍是一团乱麻,或者懵懵然觉得上了写成文字的历史的当。
我是研究欧洲文明的,我晚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比较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的不同轨迹,因而确信中国的现代化所缺少的东西只能在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例如,思想精神上的启蒙、科学与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核心都不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也很喜欢,但我必须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时期的文化,不可能通向现代化。只有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为我们所用的东西。
我最后见到老李,是在朋友间的春节聚会上。与往日不同,他明显话少了;对其他人的闲谈,时有一种漠然的表情。他早已扶杖而行,而那天步履更见艰难,几乎是“蹭”着走的。我心里有些发紧。不料还不到两个月,他竟走了。一个众人的真诚的朋友走了,一个继顾准之后的思想家走了。肯定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举目四望,我无法否认,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多么现实地落在时代的后面。鲁迅所指出的“国民劣根性”,我们改了多少?越是反顾中西两种文明史,越是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历史缺少了若干个“关键时期”。历史是不能责怪的,但它可以使人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或许我们还需要两三个世纪的“启蒙时期”来实现自我改造,特别是改造我们作为人的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