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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万历间吴琯谢陛陆弼俞策刻方天眷印本《诗纪》北周第五卷(在册善本、名家刊刻、字大如钱、墨色浓郁、明版明印、有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的《园庭》、《归田》、《有喜致醉》、《咏园华》等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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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间吴琯谢陛陆弼俞策刻方天眷印本《诗纪》北周第五卷(在册善本、名家刊刻、字大如钱、墨色浓郁、明版明印、有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的《园庭》、《归田》、《有喜致醉》、《咏园华》等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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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人:   吴琯谢陛陆弼等
  • 年代:   万历五年 (丁丑1577)
  • 纸张:   竹纸
  • 刻印方式:   木刻
  • 装帧:   线装
  • 四部分类:   集部 > 总集
  • 尺寸:   24.5 × 16.5 × 0.3 cm
  • 册数:   1册
  • 作者: 
  • 出版人:  吴琯谢陛陆弼等
  • 年代:  万历五年 (丁丑1577)
  • 纸张:  竹纸
  • 刻印方式:  木刻
  • 装帧:  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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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装古籍 > 文学
    商品描述:
    拍品为明万历间吴琯谢陛陆弼俞策刻方天眷印本《诗纪》北周的卷五9页,18面,一卷全,有2页明代补抄,字写得非常好,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明人墨宝非常罕见。开本长宽:24.5*16.5厘米,书口处有小损,书的上下边框外微有小损,个别字由于印刷速度过快微有模糊,已经经过国家古籍修复专家进行修复,可保存千年,后装蓝色书衣,代表性照片如图所示。有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的《园庭》、《归田》、《有喜致醉》、《咏园华》等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名人编辑,内容好。《诗纪》冯惟讷所编诗歌总辑,又名《古诗纪》,全帙一百五十六卷,分前集十卷。分前集、正集、外集、别集四部。前集十卷,收先秦古逸诗,分歌、谣、杂辞、诗、逸诗等十三体,所录诗皆注明出处及诗作背景;正集一百三十卷,收录汉魏至隋诗歌,按朝代编次,分别以帝王、诸家、爵里无考者、方外、闺秀、无名氏顺序排列,诸家以时代顺序排列,各朝民歌乐府则列于本朝最后;外集四卷,收录古小说、笔记中的仙鬼之诗;别集十二卷,收录与诗歌评论等。是书为第一部专采古诗之巨帙,搜罗宏富,所谓“纪”者,史家之总结记事之名也,故编年以序历,著号以提纲,虽该载浩瀚而条贯联属,一纪立而一代之文献备。上古至隋朝的诗歌几乎全备于此编,溯诗之源,无需他求,若无此编,可能很多古诗就此埋佚,可谓存聚之功钊钊。明末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及近代《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古诗搜辑均仰赖此本。冯惟讷(1512~1572)字汝言,号少洲。山东临朐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以光禄卿的身份离职。擅长诗文,曾纂集书籍多种,着有《冯光禄集》。卷有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的《园庭》、《归田》、《有喜致醉》、《咏园华》等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庾(yǔ)信(513年-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  ,父亲庾肩吾为南梁中书令,亦以文才闻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自幼随父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累官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遂留居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清县子,世称其为“庾开府”。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庾信在北方,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最终在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  ,追赠原职,并加荆、淮二州刺史。有《庾子山集》传世,   明人张溥辑有《庾开府集》。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鲍照之后的齐、梁、陈三朝和北朝,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当时曾有“徐庾体”之说,时人将徐陵与其并列,其实徐陵成就在其之下。庾信兼善众体、诗赋,文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产的作家之一。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 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也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朝,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前期。庾信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他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时的作品,特别是19岁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鸳鸯赋》等题,属于萧纲率领周围文人同题共作的篇章。这种富于游艺气氛的创作活动,要求作者适应宫廷的趣味,在应酬捷对中显露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上“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使他很快获得与徐陵齐名的称誉。 但是,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图》一诗,与萧纲《望同泰寺浮图》相唱和,诗中所表白的对佛教的倾心,其实是着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应据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简单判断。这一情形,也适用于同时的其他东宫文学侍从。 
    由于萧纲等人力主新变,影响所及,促使当时的创作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创作,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如《乌夜啼》中的七言八句,声调铿锵,已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诗的体制,不但篇幅变长以便铺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变逐句押韵为数句一转韵。他早期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视,明代的杨慎及清代的刘熙载都承认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得到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梁朝因侯景之乱而濒于破碎。梁元帝试图在江陵复振,却很快毁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及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据《周书》本传记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 ,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 “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  。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 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   在《寄王琳》中,庾信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后,更禁不住悲慨万端,《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寄王琳》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  ,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  ,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  。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  的意象致概于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璠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
    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中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中所表达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馀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政治。庾信在北周担任洛州刺史时,为政简要清静,使官民皆获安宁,  颇著政绩。字文逌在《庾信集序》中将其受爱戴的程度与东汉名吏郭伋及西晋名臣刘弘相提并论。 
    二是名人刊刻。本书是由明万历中著名刻书家吴琯谢陛陆弼俞策等人刊刻的。吴琯(1546~?) 字邦燮,号中云,福建云霄城关人,父师旦。嘉靖间(1522~1566年)秀才,琯承家学,9岁能写文章,隆庆五年(1571年)登进士。以“西爽堂”爲刻書堂號。隆慶進士,曾任婺源縣令六載,任期政治清明,民甚德之,頗有政績,征給事中。吳琯學識淵博,謝職後歸裏,定居新安,專事整理編校刻印,是明萬曆間徽州府重要的坊刻家,其所創“西爽堂”,亦爲當時刻書名坊,至明崇禎間仍有刻書。“西爽堂”刻書多而精,又注重版本,所刊之書均首尾完備,翻雕繪刻皆佳,書中常自署“新安吳琯”。吳氏刻書多以大部頭的史書、叢書取勝,曾與吳勉學父子合作刻書,所以其輯刻叢書在明槧中名氣頗大,刻工精湛,紙墨優良,爲歷代書籍史家與收藏家稱道。是书明代凡三刻,嘉靖刻最早,但“其刻既不能精,又无为校订,豕鱼之误相属”,吴琯专事出版,故校雠精良,为冯氏刊本所不能及 。三是墨色浓郁、初印。本书为方天眷印本,纸张为竹纸,刻版时间在万历年间,印刷时间约在天启、崇祯年间,明版明印,书中字体刊刻颇为整饬,笔划斩方,墨色浓郁,笔划清晰锐利,精美绝伦,刻印水平颇高,是明代万历刻书的典型代表。初印本收藏价值高,价格是后印本的十倍,为藏家首选。四是在册善本。著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第1724页。《美国哈弗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538页。本书可读可赏可收藏可增值,是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据查,《诗纪》全套者凤毛麟角,拍场少见,故零种残卷亦当珍惜。
      资料参考:“珍本古籍”微信号文章《明版书将成古籍收藏中的主流》
    400年前,江苏常熟人毛晋开始按页以黄金作价收购宋版图书。这位一生嗜书如命的明朝人,先后购藏宋元本及其他善本达8400册。购书同时,刻书亦聘请学者名士校勘,募集精良刻工,自家出产特制纸张,俨然江南第一“书坊”。明朝人自己的善本书,也沾染着宋版书的“范儿”,带着“汲古阁”的款,悄然诞生。毛晋死后不到400年,不用说宋版书依旧一页难求,即使是他当年校辑刻印的图书也已成为善本—“汲古阁”成为金字招牌。2011年西泠印社春拍,一套汲古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拍价达到120万元。其时,早于这一套过百万的明版书上拍场的,还有2010年西泠印社首届古籍拍卖会上出现的一套明代万历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作为整场拍卖最后登台的一件重量级拍品,这件大部头明版书引起了场内外藏家们的最后一搏,最终以358.4万元的“天价”成交。最近的古籍市场表现令人欣喜,刚刚过去的2017秋拍,以古籍见长的几大拍卖行,成交数字均“捷报频传”,明嘉靖三年司礼监刻本《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在中国嘉德以1495万元成交,创下明版书拍卖纪录。有业内认为,近几年明版书会是市场主流。为什么明版书会蓄势待发,以追赶宋版书价格的强劲走势独立潮头呢?一是明朝是我国的图书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私坊,刻书蔚然成风。不仅刻书内容丰富,数量大而且在活字、套版及版画等方面的技术均有长足发展。作为承袭宋代文风最为浓厚的朝代,明版书形式美观,其中明朝嘉靖年间的书颇具宋版遗风,明版古籍以典雅、优美而著称于世。二是明版书毕竟经历了五六百年的风风雨雨,存世有限,符合物以稀为贵的原则,民国时就有以收集100部或200部嘉靖本为宏愿的藏书家,说明在当时就已经收集不易。三是就当前市场上流通的古籍来看,宋元旧刻已是屈指可数,价格居高不下。明版价格也相对较低,逐步成为古籍收藏的热点。四是相对于清版书和民国书来讲,明版书是古本,收藏古本代表着一种品位,明版书既有一定的量,市场价值又相对较高,相对于宋版书更易购得与操作,相对于其他艺术品赝品风险又小,这些因素无疑对投资者都有一定的诱惑力。对藏书者而言,拥有明版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对投资者而言,明版书将成为一种热门投资品。明版书的价值正在逐步被发掘,有眼光、有实力的藏家及投资者搜求明版书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明版书将成为古籍拍卖场上的“主流”,也将成为古籍收藏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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