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刻本《崇宁万寿藏》典型标本!超厚黄麻纸、帘子纹两指宽、经折装、（存）一纸三个半页！大气古朴的颜体字，墨色黝亮，力透纸背！

八五品

￥50000.00

2020-02-25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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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此为北宋崇宁二年福州刻印的《崇宁万寿藏》“宙”字号中第二版一纸三折，当系全藏第一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之片段，尺寸：33.5*29.7cm。全纸字摹颜体，古朴大气，墨色黝亮，力透纸背，超厚染黄藏经纸精印，帘纹宽二指，有虫蛀破损，背面用浆糊和白纸微微粘了一下。品如图。是难得的北宋崇宁藏典型标本。对研究北宋福州刻经提供了难得是实物标本。

《崇宁藏》即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因刊雕于福州东禅寺等觉禅院，又称《崇宁万寿大藏》，是中国佛教大藏经南方系统的第一部。现最早题记是元丰三年(1080)至崇宁三年(1104)竣工。全藏五百八十函，一千四百四十部，六千一百零八卷。其按千字文编次由千字起至虢字止，并第一次采用折装式装帧形态，并且经卷行款、版式、开本大小，在以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深深地影响佛教大藏的发展形态。所用纸张颇为考究，纸张厚而坚韧，一般均经过染潢，开卷即有古朴气息。《崇宁万寿大藏》，初名曰《福州东禅寺大藏》亦称福藏。在国内宋版大藏经中，《崇宁藏》是除《开寳藏》外存世最少的宋版大藏，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国内仅部分图书馆、博物馆及寺院还保存着一些零散印本，整部大藏经已不存。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统计，国内存本尚不足百卷。《崇宁藏》中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国内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旅顺博物馆四家公藏，总计九卷。本藏品字划锋锐，墨气极佳，是理想的宋代刻经收藏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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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福州刻书名扬天下
宋代福建是当时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尤以福州和建阳刻书为最盛。福州地区刻书业历史悠久，约在唐末五代初期，即已刊刻出版莆田人徐寅的诗稿。宋代，福州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南宋，福州已跻身全国发达地区行列。两宋福州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教育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当时福州官学私学遍布全城，弦诵之声道路相闻，可谓“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巷南巷北读书声”。一时教育普及，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文人学者著作层出不穷，加之造纸业、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都为当时福州刻书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福州刻书规模大，品种多，雕印精，备受世人青睐，名扬天下。

    宋代福州刻书首先以规模宏大著称。福州是宋代福建大规模刻书的发源地。两宋时期全国共刊刻大型宗教典籍7部(《大藏经》6部、《道藏》1部)，其中有3部是在福州刊印的。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福州东禅寺等觉院开始刊刻大型佛教经典《崇宁万寿大藏》，至崇宁二年(1103年)竣工，此后又经多次增刻、补刻，至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才完成，前后历时近百年，刊刻总卷数达6870卷，堪称我国印刷史上一大盛事。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福州开元寺开刻梵文本《毗卢大藏》佛经，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刊竣，共有6117卷。刻印《毗卢大藏》的同时，福州于山天宁万寿观又开始雕版刻印《政和万寿道藏》，这是我国最早官版刻印的道教总集，总卷数达5481卷。从北宋元丰至南宋绍兴年间，短短数十年内福州连续刻印了两部大型佛教经典和一部道教总集，三部大藏总卷数近两万卷，数量大大超过了当时福建境内其他地区所刻书籍卷数的总和。三部大藏雕版超过40万块，镌字达3亿以上，雕版工程之浩大，也是当时全国其他地区根本无法比肩的。

    宋代福州刻书又以种类繁多著称。当时除官府刻书外，私家(个人、私塾、书坊等)刻书也非常盛行。宋代福州雕刻出版的图书种类众多，涵括经、史、子、集四部，不仅有大型佛经道典，还涉及诸多文化知识领域，如唐宋诗文、科举类书、医农历书等，也刻印《千家诗》、《三字经》之类启蒙教育读物。同时还出版乡贤名士学者的个人著作，如朱熹的《朱子语录》、陶渊明的《陶靖节先生诗注》、黄庭坚的《山谷外集》、真德秀的《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等。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著名学者、政治家梁克家在福州刻印自撰的《三山志》42卷。《三山志》是福州第一部地方志，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代历史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常为人们所引用。

    宋代福州刻书还以雕版刻印精美著称。宋代福州刻印的书籍笔法整齐，字体端庄厚重，刀法圆熟，版式大方，印刷墨色黝黑，特色鲜明，广受欢迎，驰誉全国。宋版书因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都已趋成熟，加上纸墨质量提高，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因此在明代以后即成为版本典范，称为“善本”，既为藏书家所珍爱，又受版本学家的垂青。宋代福州刻书尤为精善，现今存世的宋代福州刻印的《崇宁万寿大藏》和《毗卢大藏》刻本(《政和万寿道藏》今已无刻本传世)，因其规模巨大、雕印精湛、楮墨精雅、校勘精良，更被誉为“宋刻本的标准本”，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向为收藏研究者所推崇。
     宋代刻书事业的特点
   1.宋代刻书的地区分布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时代，全国各地都有刻书、印书活动。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条件的不同，其繁荣程度也有区别。形成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几个中心地区，所刻书籍也各具特色。北宋初期，四川刻书最为兴盛，这是自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到北宋后期。浙江地区刻书最为精美，南宋时代，福建刻书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因而形成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
    (1)四川地区。自唐代就是印刷事业发达的地方，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从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担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工程中，足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刻版、印刷技术力量。四川刻本也由此更为驰誉全国。南宋之后，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转移。如前所述，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刻印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书，为世间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在他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刻印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经史著作。南宋中叶，眉山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上千卷的巨著，坊间已能够承担刻版印刷，更证明了宋代四川地区民间刻书事业的发达、繁荣。蜀刻本多以监本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但是蜀刻本已极少流传下来。
    (2)浙江地区。北宋时，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杭州已经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籍，两浙东路和西路的广大地区刻书事业也很兴盛发达。南宋时，杭州成为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加促进了官、私、坊刻书事业的发展。临安城内棚北大街，众安桥修文坊，太庙前私人书肆林立。由于刻印工匠技术纯熟，纸墨工料多选上等，许多虽系"书棚本"，但仍不失刻印精美的艺术品，出现了陈氏、尹家、郭家、荣家等著名的刻书铺。近人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为杭州刻印。除临安(杭州)刻书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它地区也都刻书。如绍兴、宁波、台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书并留传于后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杭州府刻版有一百八十二种，而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就有刻书三百余种，大部分为宋版书中之佳品。
    (3)福建地区。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著称，后者以寺院刻藏经闻名。书肆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的麻沙镇和崇化坊。世称建本。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纸事业发达，为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通志》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印书籍为业"。书坊村由刻书而得名，至今仍称书坊乡、书坊镇。坊肆刻书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于此。与其同时或稍后，书坊镇还有熊、陈、郑、叶等数家，在其东北二十里的麻沙镇还有刘氏、蔡氏、虞氏等，也都是从宋代到明代累世从事刻书事业，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刻书世家。
    福州是宋代刻印宗教书籍的中心之一，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东禅寺院开始，到南宋初完成的佛教经典《崇宁万寿大藏》，以及开元寺版的《毗卢大藏》，乃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刻印的道家经典《万寿道藏》，总数近两万多卷的浩大工程能在同一地方完成，足以证明福州地区刻书事业的繁荣与昌盛。
    除此以外，福建的其它地方，也有刻书，并留传下来，如建宁知府吴革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汀州宁化县学刻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贾昌朝《群经音辨》十卷等。
    除以上三大中心地区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方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吉州、抚州、潮州，以及河南、江苏、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汴梁是北宋的首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也是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之一。仅从前述随政府南迁的荣六郎书籍铺在其所刻《抱朴子内篇》一书牌记介绍的历史情况看，足以证明，北宋京都汴梁刻书业繁盛之一斑。
    又如：建康郡斋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花间集》，平江府刻《营造法式》，昆山县斋开禧三年(1807年)刻《昆山杂咏》，安徽歙县魏觉愚淳佑十二年(1252年)刻印《仪礼要义》，贵池刻《山海经传》、广州刻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以及零陵郡庠刻《柳柳州外集》等等，都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宋代地方刻本书籍。
  2.宋代刻书风格
    印刷术盛行之后，书籍的外在形式，逐渐发生变化，由卷轴制过渡到册页制度。印刷书籍成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页印刷而成。每一块版面，雕刻一版文字，印到纸张上，成为一页。每个版面，包括有不同的几部分组成，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名称。如：一块版所占有的面积，称为版面或框郭。版面上印有边栏、界行和版心。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成为一个对折页的前后两面，称上、下面，或上、下页。版心分作三栏，各栏之间是用有鱼尾形的标志划分出来的。中栏一般印简略书名、卷数、页数，上栏最初是刻印页数的地方，后来把书名移到此处，也有的刊刻印书家名称，下栏记刻工姓名，以后又多记出版家名称或丛书总名。
    (1)宋代刻书的版式。宋代的刻书，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风格，北宋刻本，版面多为双边，版心黑线较细或不印黑线，称白口，字的行间比较宽阔，字体较大。南宋之后，书口黑线由细变粗，黑口比较流行。版框多为单边，或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书内不固定的部分，常印有刻书人的牌记。宋版书中，在版面左栏(右栏也有时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格内略记书的篇名，称书耳或耳子。有的书，把整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三栏。每栏内再刻印文字。这种版面分栏的书籍，一般在大众日用书、举子场屋书或通俗文学小说之类的书中，特别常见。
    (2)宋代刻书的字体。北宋时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字，欧体字形略长，瘦劲秀丽，笔画转折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柳公权体。南宋以后，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直重。从不同地区看，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四川刻本字体多似颜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
    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渊。元代承袭南宋遗风，字体圆活，后来多用赵孟俯字体，更加柔软秀媚，被称为"元体字"。明代初期沿元朝风气，刻书字体与元代相似，甚至难以区别。明嘉靖年间(1506-1522年)展开复古运动，刻书模仿宋代所用字体，着重采取了整齐方板、棱角峻厉的轮廓，笔画呆滞，渐成机械或图案。明末清初，渐渐形成横轻直重、横细直粗、四角整齐的方块字，被称之为宋体字。但已不是原来宋版书的字体，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被沿用着，到十九世纪现代活字印刷术兴起，又用这种字体铸造铅字。因此，这种字体被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印刷体。现代印刷界把它称为"老宋体"。同时又铸造了以南宋字体为标准的"长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到了明代，又逐渐发展出一种依照手写楷体来雕版印刷的"软体字"。也有依照行书或草书甚至篆文来雕版印书的。被称为精刻本书籍。在现代铅字印刷术中也有以楷书为字模的楷体活字，是取自清代精刻的软体字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字体，一直影响到现代书籍的印刷。
　
    (3)宋代刻书的刻工。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必须经由刻版工人来具体操作，所以刻工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一部印本书的内容和版本质量。
    宋代刻书，往往在书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简)。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写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务。写工负责书写原稿后贴于版面；刻工即刻版者，也称刻字匠；印工是负责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装帧书籍的，又叫做装潢匠。有的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职，通力合作。书内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可能在当时仅为统计工作量而领取报酬的依据，并无其它意义，但是由于一个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因此，却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提供了线索。如：
    南宋时期，临安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铳辑《文粹》。刻书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陈然、牛实、沈绍、朱礼、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绍兴间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书中不提刻印地点，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贾琚、张通、牛实、李彦、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实参加过《文粹》一书的雕刻，因此可推断本书的刻印地点是浙江杭州地区。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实、乙成、贾琚、李恂都参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国志注》也应当是刻于杭州地区。因之，这些人多是南宋地区的一批刻书良工。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他们对保存、传播古代图书文化做了重要贡献。
    又据每个刻工工作的年限，为我们考查一部书的刻印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
    宋代其它地区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云、方叔刻《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眉山张福孙、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广百家注唐柳文集》。建宁地区刻工蔡庆、邓生、吴清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吴文、邓生、阮生刻《张子语录》。吉安地区刻工蔡才、熊海、余彦、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池州地区刻工潘晖、李卞、蒋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抚州刻工高安道、高文显、周昂、余安刻《谢幼盘文集》，高志广、蔡侃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等。
    (4)宋代刻书的牌记。宋代刻书的牌记，也称木记、墨围、书牌。宋代刻本，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家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无固定的部位。书内记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详、可略，地方常常在一书的序言、目录之后，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书留用牌记的风气，在后世的刻书中也被承传下来。
    牌记的形式，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长方形边框，在框内简单地题录有关文字。宋代以后，牌记形式有所发展、变化，有的进行艺术加工。如刻成钟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莲花龛式。
    宋代刻本的牌记大略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反映刻书人、刻书地点、时间的。如：临安书坊陈起所刻《周贺诗集》，卷末牌记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汉书集注》牌记为："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双行文字。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后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两行篆书牌记，用亚字形框边。又如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引》，三皇本纪末刻："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干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书"双行牌记。
    ２说明版本来源，镌刻底本依据，刻书质量。如：临安府荣六郎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之后，所刻牌记最为典型。
    又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再如：浙江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牌记为："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莫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
    ３反映版权所有：随着印书事业的深入发展，南宋后，各地营业性书坊普遍建立，书籍印刷商业化竞争现象日渐突出，出版者保护权利的问题已经萌芽。
    如：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图7-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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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刻书牌记举例
    ４反映刻书所用成本、工价。如：嘉泰二年(1202年)绍兴刻本《会稽志》，牌记题："绍兴府今刊会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书纸八百幅，古经纸一十幅，副页纸一十幅，背古经纸平表十一幅，工墨钱八百文，每册装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记："一部二十四，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幅共耗一千三百张，装背绕青纸二十张，背青白纸三十张。俊墨糊药印背匠工等钱，共一贯三百文足，赁版钱一贯二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八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学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
    (5)宋代刻书的纸张。由于书籍印刷大量增多，促进了造纸事业飞速发展。宋代以后，浙江一带的临安、湖州、衢州仍然是产藤纸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用竹造纸有了新的发展。福建建阳地方是刻书中心，闽北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这种纸张。
    浙江和四川地区，刻印书籍多用麻纸和树皮纸。如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纸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华》用楮皮纸。
    王世贞在其所藏《汉书》中说："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
    宋代刻书还采用椒纸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桢奏闻奉敕以枣木椒纸雕印该局已有藏书。椒纸是用花椒水浸染过的一种加工纸，用其印书，可以防虫蛀，以利书籍长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很快，对纸张的需求也随之逐渐增长，供不应求。为了节约用纸，刻书往往用已印过书的纸之背面，再来印刷。用纸背印书，多见于公文纸背面，这种书称公文纸本或牍背纸本。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其《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中，对一部宋刻本《芦川词》所写跋文："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可考见"。又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记："余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称也。"
    宋人也有用自制纸印书的。如清乾隆时，谕钟音察访建安余氏后裔，奏称其祖印书纸皆自造，在纸上印勤有堂字样。由此可知宋刻书有的用自制纸印刷。
资料参考：   宋版书、宋版佛经的收藏价值
宋代刻本包括北宋刻本、南宋刻本。宋代官方刻书事业兴盛，并准许民间依据「官本」翻刻图书。存世极少、难得一见。由于我国内地所藏的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宋刻本十分稀少，只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图书馆。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明人高濂曾评论宋刻之善，说:“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寥寥数笔，已将宋版之美精妙勾画。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品类繁多，大致有竹纸、皮纸和麻纸。竹纸，色黄而薄;皮纸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原料制成的纸张，色白而厚，两面光洁。藏书家韦力先生曾总结说:“宋人印书喜欢用椒纸、白麻纸，这类纸白洁如玉，两面光滑，墨的色泽鲜艳，油光可鉴，为后世藏书家所钟爱。”宋版书纸质洁白光滑、质地柔软细腻，用墨质料精良、墨色如漆。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本之妙尽之矣。”宋版之美不仅是它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更因为宋版书用材考究、字体俊美、做工精细、谬误极少而倍显珍贵。宋版书，内容涵盖了当时的印刷术、造纸术、雕版的手工技艺。留存不多、极为罕见，再加上内容近于古本，纸墨考究、装帧大气、刊刻精美、勘校严谨，所以十分珍贵。“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是古籍善本市场公认的价值观，可见宋版书高昂的市场价值。今年来宋版书的收藏投资价值逐渐被挖掘出来，开始引起藏爱好者们的关注。【北宋孤本1610万元成交】现存最早北宋孤本诗文集《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在北京卓德2015年秋季拍卖中以1610万元成交，创下单册中国古籍拍卖世界纪录，并刷新单册宋版书最高拍卖纪录。此书是除佛典外，目前存世最早的北宋刻本，也是最早的诗文集刻本，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对中国印刷史、书史、版刻史及造纸史的研究亦具重要意义。北京匡时2013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之间刻本《礼部韵略》五卷成交价2990万元。西泠印社2014年秋季十周年庆典拍卖会北宋刻《妙法莲华经入注七卷》943万元。今后随着收藏爱好者收藏品位的提高宋版书、宋版佛经的价格肯定会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