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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武英殿刻本《清圣祖御製诗二集》一函5册14卷(宫廷原装原书函、宫廷刻书名家手书上版、开花纸初印、一派皇家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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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武英殿刻本《清圣祖御製诗二集》一函5册14卷(宫廷原装原书函、宫廷刻书名家手书上版、开花纸初印、一派皇家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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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人:   不详
  • 年代:   清代 (1645-1911)
  • 纸张:   其他
  • 刻印方式:   木刻
  • 装帧:   线装
  • 尺寸:   26.5 × 16 × 5.8 cm
  • 册数:   5册
  • 作者: 
  • 出版人:  不详
  • 年代:  清代 (1645-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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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16-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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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装古籍 > 文学
    商品描述:
    是书为清乾隆二十五(1760)年武英殿刻本《清圣祖御製诗二集》第三函,卷二十二到卷三十三,卷三十六到卷三十七,5册14卷。首页鈴印:琦氏第一高等小学技戳记。开本长宽:26.5×16厘米。卷31到33原装三卷一册,下部纸张微损一点,微有一点水渍;卷28到30原装三卷一册,最后几页上部微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虫眼;卷25到27原装三卷一册,书皮上沿微损一小点,最后几页微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虫眼;卷26到27原装三卷一册,上面有2-3个小米粒大小的虫眼,下部纸张微损;卷22到24原装三卷一册,上面有虫蛀纸张微损,微有水渍。其他都挺好,品相是不错的,历经200多年水火兵灾能保存如此之好,实属少见,代表性照片如图所示。
    《清高宗御制诗集》共有五集,共计收诗三万余首。此集收录自乾隆十三年至乾隆二十四年御制诗,八千馀首,编为《二集》九十卷、《目录》十卷,为内阁大学士、太子少保蒋溥所校刊等编纂的乾隆皇帝御制诗集之二集,卷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今人研究清代的历史和清代的帝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本原装未衬,为清代刻书名手以圆润饱满的馆阁体手书上板,文字镌椠精致,笔划娟秀圆润,有内廷端庄典雅气质,且用宫廷开化纸精印,墨色莹润,明湛悦目,初刻初印,书衣灰色纸皮饰以明黄蜡笺纸书签,原封皮原签原书函,尽显皇家气派。著录:《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P158及《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P422、《清代内府刻书图录》P47。
    拍场上的《御製诗二集》大多是太史连纸印本,开花纸印本非常少见。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的开化县,因此得名,又称“开花纸”、“桃花笺”,一说它以楮皮、桑皮和三桠皮为混合原料,经漂白后抄造而成;一说它以立夏嫩竹为原料,工经七十二道抄造而成,与太史连纸堪称“一金一玉”。世的“开化纸”纸质细腻,洁白光滑,簾纹不明显,纸虽薄而韧性好,受墨乌亮,柔软可爱,一般人甚至往往将它误以为是宣纸。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内府和武英殿以及扬州诗局等所刻印的图书,多用“开化纸”,尤其是乾隆盛世时期的“开化纸”,品质极优。近代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在全面收藏整理清代“开化纸”印本的基础上,认为乾隆朝的“开化纸”达到古代造纸之顶峰。 “开化纸”由于印出的书籍高雅大方,美观漂亮,所以历来受到藏书家的追捧,价格也极其昂贵。大藏书家陶湘最喜欢收藏“开化纸”印本。他收书数十年得书三十万卷,凡遇“开化纸”印本,不问何类,一概收之,一时有“陶开化”之誉。陶湘著有《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其中多涉及“开化纸”印本。 1932年,瑞典亲王访华参观北平(京)故宫时,见到乾隆时期用“开化纸”印刷的“殿版书”,十分惊讶。他说:“瑞典现代造纸业颇为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的‘开化纸’。 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开花纸已经失传近百年,如今,明清“开化纸”之刻本,已皆成“善本”。古籍拍卖场上的“开化纸”印本,竞拍价格是一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一代名品之“开化纸”,荣膺了明清造纸史上的“顶峰”之誉,成为衢州乃至中国造纸史上的绝唱。
    资料参考:
    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宫中刻书初承明内府经厂之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在西华门内武英殿设立刻书机构,直至清末。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武英殿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此即“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之由来。
    武英殿修书处
    由监造处、校刊翰林处两大部分组成。监造处由皇帝任命的大臣负责,下设内务府司员、正副监造员外郎、副内管领、委署主事、库掌等职。职责是雕版、排印内府书籍,其下设档案房、书作、印刷作、铜字库、露房、聚珍馆的机构。其中,铜字库设于康熙九年。聚珍馆设于乾隆三十八年,地点在西华门外北长街,清廷有名的聚珍版丛书就出自这里。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其职责是校刊,装潢监造处已刻印完的书籍。据史书记载:校刊处刻印的工价是很高的,御笔每寸字工价银一分;万字锦边,工价银一钱五分四厘。
    清代武英殿刻书是从明代的内府刻书发展而来的。明代经厂是明宫内府刻印中心,经厂本是明代内府本的代称,武英殿是清代内府刻印中心,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内府本的代称,代表清代宫廷书籍的刻印水平。虽然清初的许多内府本有着明显的明内府本特征,但明代经厂本和清代殿本仍不能同日而语,两着差别很大:明代经厂是由司礼监掌管的,由内廷太监管理和主持其事,他们的学识才质决定了经厂本的低档次;清代殿本则不同,他是由皇帝选拔全国最有学问的硕学鸿儒主持,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由他们编纂、雕印、校刊和装潢的书籍自然高出经厂本。一大批精良殿本的问世,是中国版本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来历
    编辑
    武英殿刻书始于清康熙时期。康熙十三年(1674)年,年方20岁的康熙皇帝明确指示侍臣补刊明经厂本《文献通考》。这是清廷内府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以后,清内府刻印的书籍,方体字称为宋字,楷书称为软字,字型、字体统一,内府刻印书籍向规范化、标准化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十九年(1680年)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刻、印刷、装潢事宜,办公地点就设在武英殿。不久,康熙皇帝命侍臣刻造铜活字印书。铜活字刻造完成之后,排印的第一部内府书籍是历算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陈梦雷独立编撰的一部大型书籍进呈皇帝御览。康熙皇帝很高兴,下令再加完善,于十年后(1716年)再次进呈。康熙御览之后,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于五十九年(1720年)命武英殿以铜活字印行,至雍正四年完成,共计印行64部。可惜清乾隆初年,因京师钱贵,这批铜活字被全部销毁用于铸钱了。
    现状
    编辑
    殿本以“钦定”、“御纂”等敕修方式产生,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凝聚着有清一代内廷众臣的集体智慧。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质量亦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衰落,刻书品种逐渐减少。
    故宫博物院因地利之便,殿本的收藏相对完整,且多为初印原装本。从中可以了解清廷文治活动的得失兴衰,亦可领略其校勘精审、纸墨精良、刻印精致、装潢精雅等独特的版本风貌。
    绝代风华“开化纸”
    2月15日,导演蒋绍春率领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专题摄制组,赶赴开化县村头镇拍摄“开化贡纸”遗存,探索古代的手工造纸艺术。
      衢州造纸,历史悠久。发展至明清时期,郡内纸槽林立,从其业者甚众。至清末民初,已成当时衢州区域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明清衢州所产之纸,名品甚多,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化纸”。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关于“开化纸”的由来及其产地,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试以本文揭开曾在中国制纸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开化纸”之神秘面纱。
      曾被认为达到古代造纸之顶峰
      明成化年间(1465—1487),浙江右参政陆容(1436—1496)在他的《菽园杂记》中,曾详尽记载了当时衢州常山、开化的造纸术:
      “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簾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卓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这段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明代衢州造纸的过程,从原料、配料到制作工艺,都有很高的经济史料价值。
      常山球川是明清时期造纸业极其鼎盛的重镇之一,素有“纸都”之美誉。在球川球川溪,十里长堤的溪滩上,曾经晾满了做工精细的白纸,如覆地白雪,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引人入胜,故称“球川晾雪”。
      明清衢州所产之纸,名品甚多,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化纸”。“开化纸”,原系明代纸名,又称“开花纸”、“桃花笺”,一说它以楮皮、桑皮和三桠皮为混合原料,经漂白后抄造而成;一说它以立夏嫩竹为原料,工经七十二道抄造而成,与太史连纸堪称“一金一玉”。
      传世的“开化纸”纸质细腻,洁白光滑,簾纹不明显,纸虽薄而韧性好,受墨乌亮,柔软可爱,一般人甚至往往将它误以为是宣纸。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内府和武英殿以及扬州诗局等所刻印的图书,多用“开化纸”,尤其是乾隆盛世时期的“开化纸”,品质极优。近代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在全面收藏整理清代“开化纸”印本的基础上,认为乾隆朝的“开化纸”达到古代造纸之顶峰。“开化纸”由于印出的书籍高雅大方,美观漂亮,所以历来受到藏书家的追捧,价格也极其昂贵。
      大藏书家陶湘(1871-1940年)最喜欢收藏“开化纸”印本。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清末官至道员,后进入实业界、金融界。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应聘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收书数十年得书三十万卷,凡遇“开化纸”印本,不问何类,一概收之,一时有“陶开化”之誉。陶湘著有《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其中多涉及“开化纸”印本。
      1932年,瑞典亲王访华参观北平(京)故宫时,见到乾隆时期用“开化纸”印刷的“殿版书”,十分惊讶。他说:“瑞典现代造纸业颇为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的‘开化纸’。”
    “开化纸”是纸品名,而非产地名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关于“开化纸”的由来及其产地,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82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在他的《温飞卿诗集笺注》跋中称:“‘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著名藏书家黄裳称此跋为:“可看作最简净的‘开化纸’源流考。”
      近年,黄永年先生有《古籍版本学》问世,书中所记明刊本一节中“汲古阁本印书”所用纸张时曾提到:“极少数初印的汲古阁本中有用‘开花纸’印的。这是一种洁白细腻的高质量纸张,明末开始出现,也有人把它写成‘开花纸’、‘桃花纸’,不知究竟哪种写法正确。”
      当代中国殿版古籍研究大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组组长翁连溪在《清代内府刻书概述》中称:“武英殿刻书所用材质上乘,是一般官刻、坊刻、私刻所不能比拟的。顺治朝刻书多采用‘开化榜纸’和‘白棉纸’;康雍乾三朝用纸多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康熙一朝档案中未见记载有用‘开化纸’印书,据档案与现存书籍相比较,当时的‘连四纸’应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开化纸’并非产于开化。”
      而反观开化本邑,历代县志中也确无出品“开化纸”的记载。近年有关机构在全县民间艺术普查中,普查人员在村头、芳林、华埠、林山等乡镇寻觅造纸遗存时,发现的纸张质地与“开化纸”也是相去甚远,且据当地老人回忆,所造之纸为“宫廷御用”之说也闻所未闻。但光绪《开化县志》有:“藤纸,开化出者良,载《省志》”的记载。且清康熙十七年(1678)山阴举人姚夔在开化县任教谕时,曾写下了《藤纸》诗五首,缺憾的是光绪《开化县志》仅选录了一首:“蔓衍空山与葛邻,相逢蔡仲发精神。金溪一夜捣成雪,玉版新添席上珍。”从这些一鳞半爪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开化历史上以藤造纸的相关信息。
      其实,翁连溪先生“未见康熙朝有‘开化纸’记载”之说并非尽然。笔者最近从衢州文献馆征集到的民国著名造纸专家张天荣的《造纸史料丛钞》手稿中引用康熙史料记载,常山县“纸之大小厚薄,名色甚众。曰麻白纸、赃罚纸、科举纸、册纸、三色纸、大纱窗、大白榜、大中夹。又曰十九色纸、白榜、白中夹、大开化、小开化、白绵连、三结实白连、七白绵、四结实连、四竹连、七竹奏本、白楮皮、小绵纸、毛边中夹白呈化青”。史料还记载,常山出产的用于奏本的白玉版纸,“簾大料细,尤难抄造。”当时,商贾云集常山,“凡江南、河南等处,湖广、福建大派官纸均来常山买纳。”当时常山还曾专门设置了“贩卖处”,来管理纸张的销售,足见当时常山纸品种类繁多,销售渠道畅通。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史料中提到的“大开化”和“小开化”两种纸品,至少证实了清代常山也出产“开化纸”。笔者由此推断:“开化纸”是以纸品命名,而非仅以产地命名,这就廓清了过去的“开化纸”仅指产于开化县的说法。“开化纸”是在众多的纸品中,用于清代宫廷内府印书的上乘纸品之一。这对于我们考证扑朔迷离的“开化纸”源流,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期盼这一制纸技艺的重现辉煌
      据笔者考证,除“开化纸”外,清代衢州还曾出品过“开化罗纹纸”和“开化榜纸”。刊印于康熙年间的《新编南词定律》,虽仅存一册,但其所用纸张则为罕见的“开化罗纹纸”。
      “开化纸”与“罗纹纸”有其共通之处,均颜色洁白,质地细薄柔实。但又各有其鲜明的特性,“开化纸”的自然氧化斑点,“罗纹纸”显著的簾纹是其它纸张所不具备的。而此书用纸不仅纤维细腻,质地柔软,而且簾纹清晰,氧化斑点明显,应为我国古代造纸术的一个奇特品种,为学者研究古代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
      “开化榜纸”,其质地细腻,极洁白,柔软性强,比“开化纸”略厚,簾纹较宽。主要生产在嘉庆、道光年间,如《御制全韵诗》等武英殿刻本,就是用“开化榜纸”所印。
      时至今日,“开化纸”的制造工艺已濒临失传。笔者为此曾经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也已很难再寻觅到它的传人。
      如今,明清“开化纸”之刻本,已皆成“善本”。古籍拍卖场上的“开化纸”善本,竞拍价格是一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一代名品之“开化纸”,虽曾荣膺了明清造纸史上的“顶峰”之誉,但却又成为衢州乃至中国造纸史上的绝唱,不知是否有可能再看到这一制纸技艺的重现?


    揭秘数百年开化纸系之辉煌
    编辑:资讯编辑    来源:衢州日报 

    刘国庆先生撰写的《绝代风华“开化纸”》一文,观点之新颖、引用之详实,笔者多有赞同。该文详尽叙述了开化纸系作为清内府用纸的辉煌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开化纸深邃的文化底蕴。但就开化纸系的品名等项与历史文献、方志史料所载的内容等,笔者看法略有不同,撰文如下。   

    开化纸系   
    被认为是清内府用纸的极品   

    清代典籍益博,遗有许多鸿篇巨著、名贵典籍。从顺治至宣统,清廷内府刊印的书籍达385种。在诸多的殿版书籍中,不少重要书籍均为开化纸系的写本和刻印本,开化纸系成为清朝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中流砥柱。因而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开化纸系刻印的书籍一直受到藏书爱好者的追捧。   

    资料表明,清朝的《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全唐诗》、《钦定全唐文》、《御制数理精蕴》、康熙年间的《芥子园画册》、《冰玉山庄诗集》、《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等,都被认定为是开化纸系的刻印本。除此之外,还有直接冠以开化榜纸刻印的《春秋集传》、《圣训三百卷》、《上谕军令条例》、《仁宗睿皇帝圣训》、《钦定国史大臣列传》、《古文渊鉴》、《朱批谕旨》、《御制诗》第三集等50余种。   

    清内府有“四殿两阁”,均刻印书籍,唯武英殿刻本最为讲究,一般由皇帝亲选最有学问的硕学鸿儒、百里挑一的工匠,从编纂、雕印、校刊和装潢质量均是登峰造极。在用纸方面,清内府本以开化纸系、宣纸、连四纸和棉纸为主。开化纸系的荣耀在明清两朝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中国古纸的极品,也是清后官私刻印及收藏家手中的珍宝。 

    开化纸系   
    为产地名而被誉为纸的品名   

    开化纸系风靡明清之朝野,但对于开化纸系的品名,数百年来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世人传说的开化纸系分为“开化纸”、“开化榜纸”、“开化藤纸”和“桃花纸”等。笔者从唐《通典》起始,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仅发现开化榜纸、开化藤纸以品名的方式存在于史料之中。这就让人猜疑“开化纸”作为品名或是当今的研究人员对近、现代专家、学者的见解及古籍文献、历史资料的诠释产生了偏颇与误差。   

    开化纸系以质地细腻,洁白柔润,帘纹不显,薄而韧性强闻名于世,这是清以来的藏书家、刻印家、纸行、书籍拍卖商及研究人员的共识。   

    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在《温飞卿诗集笺注》小记中曰:“开花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云云。   

    大藏书家陶湘最喜欢收藏“开化纸”印本,故人称之为“陶开化”。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翁连溪在《清代内府刻书概述》中称:“顺治朝刻书多采用‘开化榜纸’和‘白棉纸’,康雍乾三朝用纸多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   

    1940年3月12日,出版家上海文史馆馆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谈及拟印《册府元龟》时说:“昔日开化纸精洁美好,无与伦比,今开化所造纸,皆粗劣用以糊雨伞矣。”   

    除此之外,许多史学研究人员也有开化纸系的论述。   

    “纸质文献”,通常以原料将纸分为麻纸文献、皮纸文献、竹纸文献等,其中皮纸类文献包括绵纸、开化榜纸、宣纸、绵连纸。相关文献记载:“清代印书用纸品种繁多,最好的是开化纸,其次是开化榜纸、绵连纸等。内府和武英殿、扬州诗局本多采用开化纸,如清雍正五年内府刊本《小字集注》为洁白开化纸。”周叔弢先生小记中提到的《菽园杂记》明确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张元济先生明确表示:“昔时开化纸精洁美好,今开化所造纸粗劣用以糊雨伞矣。”前后两个“开化”都应当是指开化所造之纸。   

    笔者则看重翁连溪先生的那句话:“顺治朝刻书多采用‘开化榜纸’和‘白棉纸’,康雍乾三朝用纸多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翁连溪是故宫博物院图书殿版古籍研究大家,数十年从事古籍的收藏与研究,他说的:“顺治朝刻书多采用开化榜纸”,暗合了开化本邑县志记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开化榜纸是世人传说的“开化纸”的代称。   

    其实,武英殿出书从动议、组织编纂班子、制订体例、初修成书奏呈裁定异常繁琐。在一篇介绍武英殿用纸的文章里,着重讲到了开化榜纸和连四纸。并且引用了清嘉庆十四年(1809)刻印《续三通》进呈的折子:“前经呈进《钦定续三通》样本,时奉旨:著刷印、装潢、陈设,杉木板、石青杭细套,石青杭细面,页连四纸,书各二十部;赏用纸合背蓝布套,古色纸面,页榜纸,书各三十部。钦此。今已刷印、装潢完竣,恭呈御览。请将连四纸书各二十部,照例交懋勤殿拟处陈设;其榜纸书各三十部,照例交军机处拟赏。以此谨奏。”类似文献资料与翁连溪先生对开化纸系中之开化榜纸的解读如出一辙。   

    《开化县志》   
    载有大量关于贡纸的信息   

    据笔者所知,开化各朝县志均记录了开化纸系的信息;同时,上贡开化榜纸的记录也比刘国庆先生所言的要早近200年。刘国庆先生提及的《御制全韵诗》应当有姚颐、刘墉、于敏中三个写刻本,最迟的也是在乾隆年间。   

    文献记载:“衢州造纸古而有之。”据笔者了解,唐《通典》中就有衢州贡纸的记录:“信安郡(贡绵百屯纸六千张)”;《宋史》也记载:“衢州,贡绵、藤纸”;宋,元丰九域志记录了“土贡。(绵一百两,藤纸五百张)”……开化造纸随衢起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明天顺大臣倪岳在他的《青谿漫稿》中写到过“开化纸”的故事。明成化进士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对开化造纸和内府用纸有过两段记录,一段介绍常山、开化等县用楮皮造纸的方法;另一段耐人寻味地描写了内府用纸的状况:“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每岁官纸之供,公私糜费无算,而内府贵臣视之初不以为意也。闻天顺间,有老内官自江西回,见內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闻之故老云,洪武年间,国子监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面,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永乐宣德间,螯山烟火之费,亦兼用故纸,后来则不复然矣。成化间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榜纸为之”云云。   

    上文载明衢州官纸之供在明洪武年间,内府对所供榜纸浪费无数。据笔者了解,明清衢州以黄、白榜纸之名上贡的唯有开化了。这就让人联想起北四阁《四库全书》的用纸,除了文源阁《四库全书》毁于英法联军兵燹外,如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教授所说:“文溯阁《四库全书》纸张选用的是洁白坚韧的开化榜纸。”  关于开化造纸,从开化境内的大溪边、小溪边、封家和青阳一带遗留的古纸槽和抄纸工具可以证明;清康熙开化教谕姚夔在《藤纸》中的“金溪一夜捣成雪,玉版新添席上珍”一句,已把开化造纸的景象描写得淋漓尽致了。   

    除了文献和史料,开化县志大量载明了明清贡纸的信息。   

    明崇祯《开化县志》在“条鞭”里有以下记载:“松香光叶书籍纸等料银九量三钱三分五厘七毫”,“北京历日黄榜纸二百五十张每张价银二分”。“书籍纸四百九十九张每张价银一分”。“白榜纸三千二百二十五张每张价银一分一厘”。“共银四十四两五钱六分五厘,外用木柜竹夹棕罩锁索扛价银五两,通共银四十九两五钱六分五厘,遇闰加白榜纸九十八张半,该银一两八分三厘五毫解府转解”。   

    众所周知,明代为里甲制,万历大规模清丈后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废除里甲,摊丁入亩,总括一县之赋役并为一条。清王朝沿用明制,《清史稿》载顺治元年十月诏告天下曰:“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其中载录“榜纸、松香、光叶书籍纸”等项。   

    《江浙通志》载顺治四年二月十二日钦奉恩诏:“松香光叶书籍纸桐木黄白榜纸等项,自顺治四年正月初一日以前已征在官者起解充饷拖欠在民者悉行蠲免”。   

    顺治《开化县志》在“条鞭”项亦载明:“国朝科纳仍用旧法”,“胖袄裤鞋槐花松香光叶书籍纸等”项,折银征收;唯有四千零二十五张半开化榜纸等依旧上交实货,与开化崇祯县志记载不同的是,上交的地址从原先的“北京”变改为“盛京”。这样的记录,在开化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县志里都能见到。  由此可见,至少自明万历十一年起,开化本邑每年要向北京、盛京进贡开化纸系四千零二十五张半。这些纸均为官买官解,照科纳税。   

    文献、史料和本邑县志表明,盛誉明清两朝的开化纸系,包括开化书籍纸、历日纸、黄榜纸、白榜纸和藤纸等,而“藤纸”以原料称,“桃花纸”谓文人之美誉。另外,从纸的数量上看,岁贡印书的白榜纸是黄榜纸的12.9倍,遇闰增加九十八张半,这不是偶然。笔者推测,享有美誉的“开化纸”,很有可能就是200多年来蜚声中外的开化白榜纸的代称,而“开化纸”作为产地名被世人解读为纸的品名,在清朝档案中自然见不到踪影。 

    开化纸系   
    起起落落之源流考 
       
    开化纸系在明清两朝享有盛誉。但明末清初,由于寇匪蹂躏,邑民逃亡,纸的生产一度消沦。顺治后宪檄查催,又因纸价高据,“解费亦倍于昔”,额办困难。对此,顺治《开化县志》载有“请改折各项纸张详文云看得额解纸张屡奉”一文。求“转行申请,恩赐改折”。应对此文,浙江按察司佥事、浙江分巡金衢道李际期(1654年为工部、兵部尚书)批曰:“批看得开化额解历日黄白榜纸共三千四百三十张,书籍纸四百九十九张,遇闰加白榜纸九十八张半。大清革命以来,频经兵燹,纸槽荒圮,工匠流亡,近虽稍稍复来而纸价数倍前时。今阅邸抄,见院部会议有云:本色颜料药材等项,京中可以买办并各省解到不堪用者,俱应议酌折银解部。京畿为天下都会,百物鳞集,纸张聚卖必多,且六七两年,黄白榜纸前准藩司因灰薄不堪上用,驳回另造,正与院部前二议相合,似应汇请折解。若必欲仍征纸张,则当如部覆江宁本色,因时定价,官买官解,不致累贻小民,之例酌加脚费等银。”云云。 

    也许,因为开化纸系的重要地位,内府并未准奏,因而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多年里,岁贡纸量与品名一直未易,直到乾隆60年至光绪,开化县志记载“纸张银四十四两五钱六分五厘”,改实货为税银交纳国库。 
       
    笔者注意到,刘国庆先生在《绝代风华“开化纸”》一文中,提及常山也造“小开化”、“大开化”纸,这并不奇怪。实行“一条鞭”后,货币地位提升,工商业迅速发展,纸行应运而生。开化纸系除了上贡之外,会有更多的纸通过商业渠道流入市场;同样也不能排除因开化纸系在内府的显赫地位,周边抄纸者寻求资金、技术上的合作,抑或同原料生产出相等质量的纸张,并通过商业途径流入京城。于是,就有了“京畿为天下都会,百物鳞集,纸张聚卖必多”的呈请。因此,除了常山有“小开化”、“大开化”以外,《四库全书》还记载了广信府也造“小开化纸”、“大开化纸”。康熙间太傅陈元龙在《格致镜原》中也提及“小开化纸”、“大开化纸”。值得注意的是,广信府在元末明初隶江浙行省,紧挨常山、开化。因此,就纸的品名而言,常山的“小开化”、“大开化”和广信府的“小开化纸”、“大开化纸”与“开化纸”的品名不尽相同,恰恰说明了开化纸系之名不论本省或他省沿用,都与开化造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罢了。 
       
    清咸丰同治后,开化成了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在浙江西部的重要战场,这能不能理解为再一次的“兵燹”,从而导致“纸槽荒圮,工匠流亡”呢?这也许是开化贡纸之造衰败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造纸的核心原料枯竭。据当地老人称,贡纸除了基本原料外,必须添加一种野生的植物皮,这种植物皮能使纸质变得薄而坚韧。到了清末,干皮竟然卖到两块大洋一斤,后来悄然绝迹了。2012年10月9日,笔者委人请一82岁的老人上山,经一日寻找,竟然发现这种古老的植物。剥下皮后,见皮质柔软洁白清香,掰开细看,纤维细密如绒,剥丝使全力拉扯,却坚实如故。经过大自然逾百年的蓄养,灭绝的野生植物重获生机并且顽强地保存下来。 
       
    据悉,开化本届政府十分重视开化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民间造纸的传人亦有意调理配方与造纸的工艺,恢复开化纸系样品的生产。但愿中断百年的开化纸抄纸术重见天日,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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