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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流年
  • 往事越千年:民国(上海文瑞楼)(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两册合订全:炎武号亭林,故名。他为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爱国活动家和进步思想启蒙学者,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诗多有感而发,此《亭林文集》六卷为其代表作之一。朱彝尊云顾诗:“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此书内有前人精美眉批圈阅,可知明清之人常用读书方法,于今人必受益匪浅。
  • 往事越千年:民国(上海文瑞楼)(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两册合订全:炎武号亭林,故名。他为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爱国活动家和进步思想启蒙学者,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诗多有感而发,此《亭林文集》六卷为其代表作之一。朱彝尊云顾诗:“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此书内有前人精美眉批圈阅,可知明清之人常用读书方法,于今人必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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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人:   上海文瑞楼
  • 年代:   40年代 (1940-1948)
  • 纸张:   其他
  • 刻印方式:   其他
  • 装帧:   线装
  • 尺寸:   22 × 15 × 1.5 cm
  • 册数:   1册
  • 作者: 
  • 出版人:  上海文瑞楼
  • 年代:  40年代 (194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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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装古籍 > 文学
    品相描述:八五品
    品佳。
    商品描述:
    注:
    品佳。 前人两册合订本。

    1.〔文瑞楼〕:
          清代末期创办的民营出版发行机构。1880年由华莘斋在上海创办,主要出版一些线装经史子集著作,以及医书、通俗小说等。如王鸣盛撰的《十七史商榷》100卷,此外还出版有《吴友如画宝》12卷24册(后续至60多册)。1937年文瑞楼停止营业。

    2.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顾炎武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按顾炎武平生履历,其诗文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三个时期:崇祯时期、顺治时期、康熙时期。
    崇祯时期是顾氏诗文创作生涯的预备阶段和初创时期。这期间,他在应付科举考试而“为贴括之学”的同时,也“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1],不过其传世者极少,至今所存者仅有文字已残缺不全的《题叶圣野襄画卷》一首(1642)和只能大致推定为甲申以前作品的《和若士兄孔昭元奉诸子游黄歇山大风雨之作》一首[2],而现存于《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的散文中,可以断定为明末所作的仅有《亭林佚文辑补》中的《与归庄手札》8篇。从他在这期间致归庄的一则手札中可以了知其原委情由之大概:
    “弟诗不足观,以比兄作,则瓴甋之于宝鼎矣。何足翣!敬完赵。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予将守口如瓶,不作雷鸣之瓦釜矣。”[3]
       由此推想,顾炎武在这时期刻意创作的诗文原本就不会太多,何况其后来又曾对潘耒说:
    “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平生所作,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4]
    故纵使其早年诗文作品并不算少,至潘耒编刻顾诗文集时,他出于尊重先生遗愿,也会有意将这些“旧作”弃之于集外。
    入清以后,顾炎武的诗文作品渐次增多,

    王蘧常
    先生所编《顾亭林诗谱》统计,顾炎武一生赋诗凡332篇428首;而
    现存于《顾亭林诗文集》的散文则有316篇
    [5],此外尚有佚文《致归元恭札》(1667)1篇[6]
    ,其中可以断定为清顺治年间作品的有二十余篇——包括议论文6篇——“乙酉四论”(1645)、《庙号议》(1646)、《庙讳御名议》(1646),记4篇——
    《杨氏祠堂记》(1654)、《都督吴公死事略》(1656)、《齐四王冢记》(1657)、《拽梯

    君祠记》(1659)
    ,序7篇——《方月斯诗草序》(1656)、《礼仪郑注句读序》(1657)、《吴才老韵补正序》(1657)、《劳山图志序》(1657)、《营平二州事序》(1659)、《顾与治诗序》(1660)、《吕氏千字文序》(1661),墓志、行状4篇——《
    吴同初行状》(1646)、《先妣王硕人行状》(1646)、《歙

    君墓志铭》(1646)、《汝州知州

    君行状》(1657)
    ;可以断定为康熙年间所作者,有议论文4篇——《北岳辨》(1662)、《郡县论》(1664?)、《钱粮论》(1663—1677之间)、《生员论》(约1668—1677之间),序10篇——《肇域志序》(约1662)、《吴才老韵补正序》(1657)、《西安府儒学碑目序》(1663)、《朱子斗诗序》(1663)、《程正夫诗序》(1666)、《音学五书序》(1667)、《钞书自序》(1668)、《初刻日知录自序》(1676)、《广宋遗民录序》(1679)、《音学五书后序》(1680),跋2篇——《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书籍启后》(1662)、《书太虚山人象象谭后》(1679),记4篇——《五台山记》(1663)、《裴村记》(1663)、《复庵记》(1663)、《圣慈天庆宫记》(1666),墓志、行状5篇——
    《书吴潘二子事》(1663)、《
    文林郎王
    君墓志铭》(1672)、《从叔父行状》(1673)、《
    常熟陈
    君墓志铭》(1675)、《寇公墓志铭》(1679)
    ,杂文6篇——《谒櫕宫文一》(1662)、《谒櫕宫文二》(1663)、《谒櫕宫文三》(1669)、《谒櫕宫文四》(1677)、《广师》(1678)、《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1681);此外,绝大多数为不同时期的信札,可以精确系年者约70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与潘次耕》
    (1666;载《亭林文集》卷六)、《与友人论学书》(1667;《文集》卷三)、《与黄太冲书》(1676;《亭林佚文辑补》)、《与施愚山书》(1679;《文集》卷三、《蒋山佣残稿》卷二)、《与次耕书》二则(1679;《文集》卷四、《残稿》卷三)

    《与
    史馆诸
    君书》
    (1679;《文集》卷三、《残稿》卷一)、《与三侄书》(1679;《文集》卷四、《残稿》卷三)、《答徐甥公肃书》(1680;《文集》卷六)、《病起与蓟门当事书》(1681;《文集》卷三)等。另外,尚有未传世之作如《诸忠义传》(至晚写成于1655年)、《莘野集序》(1681)若干篇。
    顾炎武的诗文还在吴炎在世时(案:吴以康熙二年罹湖州史狱难),即享誉文坛。如前所述,据吴炎称,顾炎武与归庄的古文均曾得到大文豪钱谦益的“许可”。又据归庄说,对于顾炎武的诗古文,“即灌老诸公,皆击节称赏;四方之士见其诗古文者,往往咨嗟爱慕”[7]。
    不过,后世的文人学者似更青睐顾炎武的诗。例如,清·杨际昌曾评论说:
    “经史学问,词林如竹垞考核称首,遗民中黄太冲(引者案:即黄宗羲)、顾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间……顾文逊黄,黄诗逊顾。[8]
    杨氏特别欣赏顾炎武的诗,是因其认为顾诗具有“清雅有法”[9]的品格。他对顾诗艺术特长的这一高度概括,其实是基于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顾炎武学友。1629-1709)对顾诗的一段评论:
    “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10]
    朱氏这段经典评论,常为后世顾诗评论家所引述。近人对顾诗的品评,其大致亦不外乎此。如陈友琴(笔名珏人、静岩,男,安徽南陵人,1902-1996)先生认为,顾诗的艺术特色在于:
    概括性强,无废话,无冗字;含蓄、凝重;“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11]。

    先生也指出顾诗的缺点,是过于着重声韵对偶,用典较多,体裁变化较少,且过于爱写律诗,而尤以长律为多。
    [12]
    不过,

    先生视其为缺点者,却未必就是其缺点。例如,其用典较多,就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其诗“词必古雅”的一种表现。再如,其律诗特多,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正是其诗“
    有法”的一种表征。而由于其律诗特多,其体裁自然也就显得变化较少了。
    以上所论,是为顾诗艺术形式上的总体特色。然而,人们之所以欣赏顾炎武的诗,却并非都是从其艺术形式着眼,也有从思想性方面去欣赏它的。
    例如,冯鲁川(清代古文桐城派著名学者,山西进士,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先生就是从思想性方面来鉴赏顾诗的。他指出:
    “牧斋、梅村之沈厚,渔洋、竹坨之博雅,宋元以来亦所谓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诗人之诗也。若继体风骚,扶持名教,当时不容己之言作后世不可少之作,当以顾亭林先生为第一”[13]。
    冯氏之见,实有其高明于朱(彝尊)、杨(际昌)之辈者;他所见及的顾诗所具有的“扶持名教”的作用(其意显指贯穿于顾诗中的爱国精神于世人大有教益),恰恰是为明清之际其他诸大家的诗所稍欠甚或根本缺乏的。应当说,冯氏这个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切于实情的。顾炎武的诗,确有如冯氏所说的那种社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有其历史局限性,于今而论,其积极意义显然是要大打折扣了。
    要而言之,顾炎武的诗作成就,本质地体现在其寓“名教”之心于“古雅”之辞,历史性地达到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至于其文章,顾炎武曾自称“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14],应该说,这倒并非是他的过谦之辞,而乃是基于其知己知彼的如实之论,诚如朱东润(江苏泰兴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1896-1988)先生所评,顾氏之文具有“善用典实,熨帖切当”,“不事藻饰,纯朴感人”之特点,故较诸喜好“在字句声律上做功夫”的朱氏(彝尊)之文,便显得不如后者那样“尔雅”了。[15]
    顾氏文章的“纯朴”和他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联系。其著书立言乃以“救民以言”[16]自命,因而以“文须有益于天下”[17]严格自律,故其为文也“不贵多”[18],而特重创新[19];其行文则只求“辞主乎达”[20],以此之故,遂不经意文字藻饰,而是重在切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追求其文章“有益于天下”上做功夫。这也正如其做诗,以其奉行的是“诗主性情,不贵奇巧”[21],即恪守“诗以义为主,音从之”[22]的原则,故并不专注于诗之韵律以求其“所以为诗”,而是在保证不失其“所以为诗”的前提下,务求不失其“所以为我”[23]。
    顾氏之文的“纯朴”与其诗之“古雅”,从本质上说,其实都是表明其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如他本人在评论“魏晋以上”的“古人”之诗所说的那种“变化自然”[24]的境界。其诗文艺术何以能入此高妙之境呢?
    其友人王宏撰(字山史)在评论其著述成就时,曾称道顾炎武“留心经术,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窥测,下笔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25]。顾炎武的另一位学友程先贞(字正夫)亦曾称述曰:

    东吴顾征
    君亭

    先生,今之大儒,于书无所不读,习熟国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折衷而守之,卓乎为经济之学者也
    ……
    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栋,要皆崇正黜邪,一轨于圣贤之微旨。抽关启钥,尽见其全。其辩详以核,其论典以要;其思平实以远,其义纯粹以精。本于经而不泥于昔,闻原于史而不拘于成说。多前贤所未明,一旦自我发之者。自汉、唐以来,诸儒林立,观其意思,略于郑康成、王文中辈相仿佛,皆能深造理窟,力追大雅,以斯文为己任者也。以视今之作者,不啻奏黄钟大吕于秋虫响答之前,其巨细不侔矣”[26]。
    要之,顾炎武所以能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博学多识的缘故。事实上,早在明末时,顾炎武就曾对归庄说过:“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27]。及至老年,他又对弟子潘耒道:“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28]足见,主张为诗作文必须以博学多识作为基础,是顾炎武平生一以贯之的诗文创作之道。正是由于其自觉地坚持和贯彻了这一创作之道,他才能在文学艺术上达到“变化自然”的高妙境界。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一方面以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为基础,同时又是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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