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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真)稀世珍品,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亲侍弟子、法师亲自推举之灵岩山寺方丈   妙真法师(1895—1967)   毛笔手札一通附收函附件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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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年代:   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6-1965)
  • 页数: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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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墨迹 > 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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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3
    品相描述:七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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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描述:
    妙真法师俗家姓万,名正财,出家后法名妙真,字达悟。他是湖北省枣阳县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岁十一月初四日生。幼年读了几年私塾,十五岁在本邑资山镇一家中药店做学徒。
    十八岁时,他的父母要为他成亲,而妙真在中药店中读过一些佛经和劝善书,念及生死之苦,出家之念油然而生,乃投入随县 潭镇嵩山寺出家,同年往普陀山法雨寺受戒,时为民国肇建之年(1912年)。圆戒后仍回嵩山寺,依师学仪轨唱念,五门功课。越二年,出外行脚参访,曾参访江浙名刹,到宁波阿育王寺礼佛舍利。既而于民国七年(1918年),到四明山观宗讲寺,考入观宗学社受学。
    观宗学社初名观宗研究社,是谛闲老法师创立的僧侣学堂。谛老是民国二年(1913年)出主观宗寺法席,晋山之后未久,就在寺中成立了“观宗研究社”,做为寺中僧侣习教之所。到民国五、六年间(1916、1917年)在社中受学的学僧已有三十多人。民国七年(1918年)春,北京的名流居士发起“戊午讲经会”,由徐蔚如居士主其事,请谛老晋京讲《圆觉经》,七月讲经圆满,离京之时,护法居士叶恭绰、蒯若木两位居士,各致赠一千银圆的程仪,其他居士信众也各有馈赠。谛老说明这笔钱带回南方,用于创办僧学。所以他回寺之后,即把原来的“观宗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自原来的学僧中,选出数位品学优良的升入学社,另外又招收了一些外面考进来的学僧,妙真就是这时考入观宗学社的。当时的学社共有四十多个人,分为正、预两科,正科二十人,预科二十余人。在正科的二十位学僧中,除了妙真之外,还有仁山、禅定、妙柔、 虚、静权、宝静、可端、常惺、显荫、净玉等,后来都是弘化一方的法将。后来佛门中人尊称谛闲老法师为中兴天台之祖,实与观宗学社培育的这一批人才有关。在 虚老和尚所著的《影尘回忆录》中,曾提到过与妙真同寮的情形∶
    “研究社的主讲是谛闲老法师,开大座讲经的时候,也应当由谛老讲;但是因为观宗寺由谛老复兴,事情多,每天忙于应酬,有时对大座经无暇来讲,就委托当辅讲的静修法师讲《四教仪集注》。静修法师是温州人,我听不懂他的话,头一次听讲,给了我一本《四教仪》,听了整整两个钟头,一句也没听懂,也不知他讲到什么地方,只看别人听得很高兴,我也不知他们为什么高兴。下课后去问同学妙真法师(现任苏州灵岩山住持继续印光老人),因为我们住同寮,他是湖北人,说话稍微能懂,给我讲一遍之后,才稍微明白一点。”
    妙真法师在观宗学社受学三年,民国九年(1920年)毕业。民国十二年(1923年),持松法师自日本修学密宗回国,妙真曾依持松法师修学日本密教。为时无几,持松法师到武汉弘法,这时慈舟法师在常熟兴福寺主持法界学院,邀妙真到法界学院担任监学之职。民国十七年(1928年),慈舟法师以体弱多病,乃向法界学院告假,到苏州灵岩山寺调养。这时法界学院的一部分学生不愿离开他,有几个人随著他到了灵岩山寺。妙真法师这时也陪著慈舟法师到了灵岩山,照应慈师的生活起居。这时灵岩山寺的住持是戒尘法师,翌年初春,戒尘法师应请赴昆明弘化,慈舟法师受真达和尚之请,接任了灵岩山寺住持。
    慈舟法师晋山之后,以妙真法师为监院,一切寺务则全由妙真负责,他自己则订立“常年打七”之制,一心领众念佛,不问杂务。民国十九年(1930年),慈舟法师应请到武汉讲经,妙真法师则以监院代理寺务。灵岩山寺这时已成为有名的净土道场,来山念佛者日多,殿堂房舍均不敷使用。妙真法师在上海太平寺真达和尚的支持下,全权负起了修建灵岩山寺的责任。他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首建念佛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大雄宝殿开工,香光厅、关房诸工程亦相继兴建。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大殿和全堂佛像建成,翌年天王殿竣工,此外添配寮房等百馀间。在这段时间内,妙真法师还著手清理山场,植树造林,培植风景,将西花园的吴宫遗迹吴王井、智积井、玩花池、玩月池等一一恢复。
    一般人以为苏州灵岩山寺,是印光大师开创的道场,事实不然,印光大师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间,才到灵岩山驻锡的。原来在清末民初那一段时间,印老本来是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到民国七、八年(1918、1919年)间,他以印经书的关系,常到上海去,而在上海苦于没有落脚的地方。这时普陀山三圣堂的当家师真达和尚,在上海住持三圣堂的下院供养庵。真达在普陀山时,对印老敬重万分,每当印老到上海时,他就请印老到供养庵落脚。民国十一年(1922年),供养庵翻修,改名为太平寺。真达特辟一间净室供印老驻锡,印老以後就常留在上海,以太平寺为驻锡之所。到了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年)印老教化日广,各方上门皈依、问道者日多,老人感于人事繁杂,急于找个清净的地方念佛。真达和尚与上海的护法居士关 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後来找到苏州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银圆予以修缮,并请弘伞法师出任报国寺住持、明道法师出任监院,一切安置就绪,才请印老移锡苏州。
    印老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由上海移锡报国寺,4月开始闭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推代表到苏州,请印光老和尚出关说法,印老推却不掉,於夏历十月初出关到上海,於净业社参加护国息灾法会,在法会中连续演讲七日,于十月中旬回到苏州。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争,苏州受到日寇侵略的威胁,真达和妙真、德森等关心印老的安危,恳请老人移锡到木渎镇的灵岩山寺居住。老人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间,始由报国寺移锡到灵岩山。
    印光大师驻锡灵岩山寺后,道风远播,衲子依止者相望于途,灵岩山成为全国仰止的净土道场。妙真一直以监院身份主持灵岩寺,系寺务重任于一身。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印光大师高龄八十,他的身体素来健康,是年夏历十月二十七日,是寺中的沐浴之期,这天早晨七点多钟,大师自关房策杖走向浴室,步子稍急了一点,足遇阻碍而跌倒,由随侍人扶回关房,立即延吴无生居士诊视,毫无损伤。二十八日早起,精神如常,无间亦进饮食。下午一时,大师忽然召集在山全体执事及住山居士等三十余人,对众人说∶“灵岩山的住持不可久悬,就请妙真师出任。”执事人员遵命行事,拟订于十一月初九日为住持升座之期。大师说∶“太迟了。”次改为十一月初四日,大师亦说∶“太迟了。”最后订为十一月一日,大师说∶“可以了。”议定后,进晚餐时,即休息。以后二、三日,精神少现疲乏。初一那天早起精神甚佳,讨论为妙真送座之事。这时真达老和尚由上海赶至,故送座子之事由真达行之。
    印光大师于十一月初四日,凌晨一时许,端身正坐,念佛等待往生。三点钟许,妙真和尚至。大师吩咐他说∶“你要维持道场,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自后即不复言语,只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
    妙真法师升任方丈,真达老和尚为他送座。妙真晋山后,秉持印光大师的教诲,及真达老和尚的指导,发展灵岩山寺成为十方专修净土的道场。妙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灵岩山后,即苦心经营规划,建造殿堂僧舍,塑造佛像、法器,接众安单,领众修持,灵岩净土宗风为之远播,名闻中外。此外,他还创办了“灵岩山寺西方研究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扩充为灵岩山寺净宗佛学苑,教学天台,行皈净土,培育僧才,绍隆佛种。他并认为僧众的生活来源,必须自食其力。他在灵岩山下筹办灵岩山寺后山农场,耕地一百余亩,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遗风。粮食逐年增产,达到了蔬菜、粮食自给有余。
    此外,妙真法师还热心于慈善工作,广结善缘。日寇战败无条件投降后的几年间,他组织灵岩山寺的僧众,下山为贫民施寒衣、施粥、办义务诊疗所、送药。还在宝藏庵办义务小学一所,收容贫家儿童,施以免费教育。那几年苏北灾荒,老和尚多方募化,救济灾区难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後妙真法师仍驻锡灵岩山寺。1953年,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妙真法师当选佛协理事,及担任江苏省佛教协会筹备会副主任、苏州市政协委员。他于1967年1月14日示寂,世寿七十三岁,僧腊五十六夏。为追思妙真和尚中兴灵岩净土道场的贡献,灵岩山寺于1985年为他立碑建塔,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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