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好正版】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 朱学勤作序推荐，美国独立战争起源新论：不是空间上的“帝国的分裂”，而是时间上人类历史纪年的“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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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957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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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品
上书时间201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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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是独立战争，还是“光荣革命”的第二局，或第二次英国革命？
★ 朱学勤作序推荐：此前这个地球上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这是多么严重的“划时代”？ ★ 郑非讲了一个好故事，但取名过于谦逊，他是将这一故事的严重后果藏了起来。这不是空间问题——“帝国的分裂”，而是时间问题——人类历史纪年的“划时代”。 ——朱学勤
内容简介
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它没有直接的压迫原因，其爆发的缘由是复杂却又理性的。
为什么英国当时的执政者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各殖民地最终会选择独立？美国究竟“新”在哪里？正是美国这一“新型国家”，解决了大国众民如何导入民主，而又不被民主造成分裂、再分裂之难题。
该书描写了美国独立战争前英美双方的政治斟酌，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英帝国的一次内战，而内战的结果是英帝国的分裂。作者通过对北美殖民地的治理结构、大英帝国在七年战争之后的帝国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危机的分析， 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了美国革命的独特性。
作者简介
郑非，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从事比较政治研究。当下研究方向：族群政治、帝国统治、后发展国家政党政治。
目 录
导言
引子
第一章 帝国政治结构
第二章 帝国危机
第三章 波士顿“大屠杀”始末
第四章 挽救帝国
第五章 帝国的解体
结语
参考书目
前 言
是朝代，还是国家
——为什么会有美国
什么叫“划时代”？
此前有“朝代”无“国家”，
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
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在同一地球上共处，已有200余年历史，其间曾有两次交集。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纲领最后六字为“建立合众政府”，昭示此后中华民国的百年追求，是想结束中国史最后一个朝代，建立新型国家。无独有偶，11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六个字。后六字无语病，但因缺少一个“的”，易生歧义。究竟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你”为大，“我”为大，以“大-大”为基，新建“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的）关系”——你为“新”，我为“新”，寻立“新”基，建立“新-新关系”？我们姑从善意，取后解，但又发生第三个问题：“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万恶“美”为首，现在突然承认为“新”，这一点进步来之不易，理应表扬，但也是否允许庶民一议，
这美国究竟“新”在哪里，不理解美国何以为“新”，中国能否与之建立“新型关系”？
此时静下心来，读一读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人新著《帝国的分裂》，看郑非回溯美国如何建国，或许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启迪，有所教益。
我们这些人此前盛赞“光荣革命”是经验主义而非先验主义引导英国赶超法国，赢得现代文明史开局胜利，这些没说错。但有一事难以绕过：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胜利，不列颠为何出现“帝国分裂”——北美十三州引法军回援，宣布独立建国？郑非认为，兹事体大，值得细说。经验主义当然好，但也有它的短板，一旦流俗，即成因循守旧，得过且过：1688年之后，不列颠依成例而治，渐成惰性，好施小惠，不思“大体”，这个“体”，既指“政体”，更指“国体”。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它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东摸摸西摸摸，只因战胜而增税，一不小心摸到这块“烫手山芋”，终成“帝国分裂”之大祸。
战前英国对北美管理松懈，当时北美税负极轻，各殖民地年人均税负从0.1到0.22美元不等（按，当时的人均收入约为60美元到100美元），折算为英镑，仅为1先令，可谓轻徭薄赋。正因如此，战后向北美多征一点税，不列颠信心满满：战争本来因北美殖民者与法国人争夺土地而起，法国佬赶走了，十三州太平了，让北美多交税，其实是补交此前我们垫付的军费，谁得益谁买单，这是常理。北美这边的想法却相反：战争既已打赢，外部威胁已消除，十三州为安全需求买防务，“保护费”应随需求下降而下降，不降反增，岂有此理？北美人抓住1215年大宪章来说事，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的问题——伦敦那边的议会有没有“权力”对我们征税？本土与海外领地各有议会，平等平行，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伦敦没有我们的议员，凭什么下令向我们加税？“无代议士不纳税”，这是大宪章赋予我们的“历史权利”！不列颠认为这是强词夺理，伦敦是帝国议会，海外领地是地方议会，就算是“一国两制”，怎么能以下抗上，冒出个双方平行的“平面逻辑”？母与子争议，从“钱”争到“权”，争出个“世界观”问题：帝国认为这“世界是直的”，必须竖起来直着放，中央在上，领地在下，上下有序；北美认为这“世界是平的”，朝政等级应放倒，呈平面排列，建立“新型关系”。前者守一个“帝国竖立”，延续中世纪晚期“王朝”话语，后者坚持这“世界是平的”，其实是在突破“朝代竖立”，呼唤现代国家逻辑。
此前北美走私猖獗，七年战争中甚至有人向法军走私军火而牟利，在伦敦精英眼里，这就是一群赖昌星式的人物。赖昌星赖税，出于经济利益尚能理解，打着1215年大宪章旗号来争“权”，则万万不能容忍。不列颠并非专制，有议会民主，能让步，而且确实在让步：已经颁布的“印花税”收回成命，运至波士顿的东印度公司官茶，比那里的走私茶还便宜三便士。伦敦的执政经验是经验主义，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能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遇事多撒银子就是，但不能得寸进尺，问鼎“朝廷”——“国体”。这就叫 “不生事”，或曰“不折腾”，用经验主义大家伯克的说法，“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伦敦自认精明，他们始终坚持在“钱”上争，与赖昌星们讨价还价，就是不在“权”上争。这就是历来统治者容易犯的错误，让不让“权”，也有一个“本”与“息”的关系：今天主动让，只不过是“息”——改革“政体”即可，明天被动让，则可能是“本”——动摇“国本”；拖到后天不得不让，那就是“连本带息”——从“政体”到“国体”，吭不郎当统统“让”出去了。
那时英国可称“一体两面”，1688年“光荣革命”解决了“政体”问题，“国体”尚处于中世纪帝国时序，王位世袭，有一世、二世、三世。即政体言，君权与民权已从垂直“竖立”放倒，成议会主权制约君主专权之“平面”，从它与海外领地的关系看，伦敦为“君”，海外为“民”，还是一个帝国“垂直”体。它是“民主的”，又是“帝国的”，治本土，无成文宪法；领海外，无专职机构，既不像邦联，也不像邦联，有点四不像，就这么“摸”着石子过河，“摸”到哪里算哪里。用格林在《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中的话来说，“在英格兰的宪政中寻找线索，来指导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恰当关系，是徒劳无功的”，既有体制“不再适合一个扩展了的，多元化的”帝国。这样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北美来捅，还可以继续“混”，继续“摸”，北美这一捅，短板与长板不接缝，“政体”与“国体”开裂，“一体两面”就混不下去。北美这边起初也懵懂，曾寄望于母国民主、君王仁厚，留在帝国母体内不交“钱”或者少交“钱”，也能过得下去，两边已经打起来，华盛顿每天晚上还在与众将领“为国王干杯”，就是这样出现的。后经潘恩、杰斐逊这帮“精英分子”援引法国观念来“启蒙”，猛一醒，有意识地向“一体两面”接缝处捅，母与子拳脚相向，闹到不堪收拾，经“八年抗战”，北美最终独立。
北美果然“自成一局”，这“一局”非同小可，承上启下，具有划时代意义。说“承上”，它没有割断与英国精神的联系，当初喊“无代议士不纳税”，比英国还英国，可谓“光荣革命”第二局，亦可称第二次英国革命。此前不列颠解决了“政体”问题，现在轮到北美来解决“国体”问题，以1787年费城制宪为标志，可结束数千年“王政”，开启“新型国家”的“新型关系”。说“启下”，这“第二局”延续“第一局”——延续英法争霸，扩展至世界史范围北美与俄罗斯争霸，第一局1∶0，第二局还是1∶0。那时欧洲过于吵嚷，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却未注意视野背后，还有更为危险的两条线在不声不响地扩张。一条就是这北美，独立后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由东向西，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另一条则是沙俄，方向相反，由西向东，也是从一条海岸线扩张至另一条海岸线。俄罗斯与它的精神之母法兰西也干过一仗——1812年拿破仑战争，也同样是在战场上接过它母亲的接力棒，跨上跑道第二圈。它是越过乌拉尔山，修通西伯利亚铁路，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直至看见日本海。这两条线势能太大，一是由东向西，一是由西向东，不幸地球又是圆的，它们一定会碰头，一旦碰头，是和平相处，还是撞击出天崩地裂的火花？从梅特涅到基辛格，这师生俩把王朝权术玩得烂熟，合纵连横，连连得手，可挂多国相印，尤其是后者从中南海绕到重庆，“China政治”兼个人生意一路通吃，却看不到历史老人已经绕行到他们背后。至20世纪中叶欧洲人蓦然回首，才看见那两条线就在他们的后花园碰头，擦出一朵叫“冷战”的火花，耐心地无声慢放。“扬基佬”与哥萨克先在易北河拥抱会师，后在柏林墙对峙，冷眼相看五十年。世人谓“冷战”，或谓“东风”“西风”，其实深植于英、法争雄二百年，即北美人开出的“第二局”，也是历史跑道上的第二圈。至1989年，贝多芬《欢乐颂》突然响起：柏林墙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倾倒，俄罗斯扩张至十四国，比北美还多一“国”，瞬间解体，轰然倾塌。
为什么会有承上启下，为什么“第二局”会以这样的一幕告终？
从精神血脉这一头说，北美“第二局”是英国经验主义与法国先验主义之混血，占有生物学“混血优势”。
如果说英国血是A型，法国血是B型，那美利坚是二合一，它能诞生人间，意味着地球万国生态出现了一种新型血——AB型。扬基佬本性属A，独立战争能抗税，端赖大英母体赋予他们的“历史权利”——1215年大宪章。但从1775年潘恩、杰斐逊援引法国观念始，北美开始危险转型，抗税理由从“历史权利”转向“自然权利”。前者尚有经验主义A型血，后者则援引法国B型，把“先验理性”写上了他们的旗帜。用恩格斯对法国启蒙观念的总结，所谓“先验理性”，就是要让此前的一切权威都要到“理性”而不是“历史”的“法庭”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严重的转向？之所以说“严重”，实因为它是要将此前的历史归零，“权利”不是从历史继承，而是从历史的零度状态即人类刚走出、尚未完全走出丛林时，有一纸契约开始的。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诗语说，那只不过是“人猿相揖别……流遍了，郊原血”，他们说“对！是有‘人猿揖别’，但不是‘流遍郊原血’，而是订有一纸契约，此后方有文明社会；统治者单方面撕毁了这一社会契约，故而我们有权利另定契约，再建一个新型国家，‘从头越’！”我们细审杰斐逊《独立宣言》开头那一段，什么叫“ 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是柏拉图和卢梭式的证明方式：在人类政治社会中，也有几何学那样的“公理”，须从各种偏见、定见后退，退至不能退，直到发现那最初的“公理”，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那就是“真理”，或称历史的“零度状态”。它不能“自我证明”，却能在人心中“豁然朗现”（当代中国新儒家语），从这里出发，才能证明越来越多的定理、定律，由定理、定律再来证明整个几何-政治学“大道为公，正当合理”！《独立宣言》列举的那三大权利：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生来平等而且自由，当年就是以“自然权利”取代“历史权利”，逆行上溯，一步一步以先验演绎而不是经验归纳推导出来的。
但按伯克英式经验理性来衡量，权利是从历史中长出来的，不是先验原理演绎出来的。哪有什么“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几何-政治学“公理”？那张“人猿相揖别”的“社会契约”，从尼罗河石窟到敦煌经卷，找不到一条考古依据。一个不能“自我证明”的东西反而能证明更多的东西？那不是几何-政治学，而是文学-政治学，全是巴黎文人在咖啡馆里的梦呓！但历史就不按照伯克的经验理性走，而是在杰斐逊《独立宣言》那里拐弯，高举高打，从波士顿一直打到费城。当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开张，杰斐逊的激动身影终于淡出，他在这一不亚于《独立宣言》的关键时刻，去心爱的法国当公使去了。一个与杰斐逊水火不容的冰雪儿——汉密尔顿，在费城悄然出现。后者更多经验理性，厌恶前者文学激情，他所主持的《1787年宪法》，不仅是英国经验理性的杰作，简直可以看成是完整回归。我们可以对比《独立宣言》与《1787年宪法》，不仅在思维逻辑，甚至在行文风格上都迥然有异。这一发现如为今日“后现代话语”窥得，他们一定如获至宝，称之为“美国反对美国”！如果要从文本（Text）溯源向上追，后人确实可从杰斐逊追到卢梭、柏拉图，但在汉密尔顿那里，只能追到亚里士多德，途中还可能看到伯克，“帝国分裂”走到费城制宪这个节点，老伯克也会击节称赞。这历史的“第二局”还真是靠幸运起步，当时如杰斐逊不走，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那次会议，汉密尔顿麻烦大矣！阿弥陀佛，杰斐逊这一走，才轮到汉密尔顿唱大戏。总要有人如烈火般燃烧，也要有人如冰雪般聪明，这水火相济，“二人转”才唱得下去。没有杰斐逊，北美不可能点燃独立战火，没有汉密尔顿，这把火只能把“新型国家”的可能性烧得一干二净。
历史在召唤，既有杰斐逊，又有汉密尔顿，二者合流，方形成AB新型血，不是“郊原血”。更幸运的是，这两个人的出场顺序很容易搞错——居然没搞错。“打天下”一定要A先B后：1775年人人心中有独立，人人笔下无独立，只有让杰斐逊喊那一嗓子，方能点燃独立之激情；“谈国家”则一定要B先A后：1787年历史第二次召唤，汉密尔顿应声而出，将杰斐逊点燃的这把火收敛为《1787年宪法》，即使有杰斐逊回来挑刺，大舟已成，瑕不掩瑜；再将《1787年宪法》与《第一修正案》交公民作捆绑式公投，也改变不了宪法本文的基本面，因公投辩论而形成“驴象之争”，开启民主党、共和党之政党轮替，结果反而更好。假设二人颠倒，相互“摸”到的是对方考卷，让汉密尔顿来写《独立宣言》？那一定会写成ATM机操作说明，味同嚼蜡，独立之热血一定被银行家的冰水浇灭。让杰斐逊来起草《1787年宪法》？北美文学史会多出一首诗，建国之平台一定被搅散，我们再也看不到“新型国家”。如此A、B混血，又没有把出场顺序搞错，这扬基佬实在太幸运，以致欧洲人说是“上帝参与了美国的建国过程”，二百年羡慕嫉妒恨，至今难息。世上如有“美国梦”，梦开始的地方，即有“驴”与“象”施施然出场，而且是按顺序出场。“驴”也好，“象”也罢，其实都是AB血，只是“驴”多露一点A，“象”多露一点B，此后各国都被这样的“梦露式话语”颠倒——冷血如斯大林者，在世亦为如此好梦吸引，号召苏维埃全国干部要把法兰西的浪漫精神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搞一搞跨世纪跨洲际的“混血工程”。可惜基因排异，终不能混血，苏维埃直至崩溃，也未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转基因工程。
从硬件—制度创新这头说，北美建立大国联邦，既解决了“国体”，也顺带解决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朝代”。
“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已成大众共识。但在200多年前，民主却是个令人起疑的东西，原因就在这“大众”二字，大国众民，民主能“饭否”？仁人哲士大多摇头。须知两千年前东地中海地貌破碎多小岛，只能搞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制：一棵大树吊一口钟，钟一响，选民直往大树奔，立定呼喊，以音量大小定然否。我们现在到东地中海旅游，从以弗所通都大邑到斯巴达村落原址，只要有城邦故地，就会有罗马人留下的公共剧场，大小不一。可见罗马征服希腊，后者的公共精神并没有灭绝，但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剧场能容纳多少人？近代居民动辄百万、千万，如印度、中国还进位至亿，此时能行民主否？或者换个角度问，即使如不列颠那样在英伦三岛行民主，这一“政体”是否能扩容，接受那“平面世界观”，把“国体”也搞成民主的？不列颠就栽在这里。英国未能避免郑非所言“帝国分裂”，不是因为它没有民主“政体”，而是难有民主“国体”。它是一个“半新型国家”，是“帝国”，还是个“朝代”——以王纪年，有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停留在中世纪晚期。
北美人搞成“光荣革命第二局”，破了这一难题。这“第二局”又可分两幕：第一幕是“打”，1775至1783年八年抗战，赢得北美独立；第二幕是“谈”，1787年费城制宪三个月，不动枪动嘴皮子，天天吵天天谈，谈出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借用资中筠之名言：“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打出天下”自古皆然，屡见不鲜，“谈出国家”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为美国取名US，托马斯•潘恩就有言在先：“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
什么是“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当年十三州日长夜大，地理幅员超母国10倍，连居民平均身高也超母国10厘米，孕育如此硕大新生儿，汉诺威王朝当然难产。乔治三世将其子捂在子宫里，疼痛难忍，也实在是找不到让巨婴顺产而又不造成“国家分裂”的“新型国体”。莱克星顿枪一响，新生儿呱呱坠地，难题从母国转到子国。第一难题是十三州对英国独立，要不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世系？不仅有人想，而且有人这么做，先有人劝华盛顿高走一步，遭拒；土造不成则进口，已有人说动德意志利奥波德亲王，再遭华盛顿拒，后者只愿做民选总统，而且只任两“届”而坚决换“届”。华盛顿此举不仅是对美国的贡献，更是对人类的贡献：没有这个以“届”换“代”，只要他世袭一次，传至“第二代”，“总统”也会变“国王”，那“谈出来的国家”立刻“弹”回去，转至“打天下，坐天下”，人类重归第“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第一难题为华盛顿所破，那第二难题则让华盛顿头疼不已：1776年对英独立，十三州是否继续独立，十三州变成十三国？第二题不比第一题容易。“谈”啊“谈”，“谈”至1787年费城立宪才涉险过关。现在可以说了，那十三“州”本不应翻译为“州”，中国人将十三个“state”翻译为“州”，纯属本国惯性所然。将“state”译成“州”，是从大元帝国划分的“省”联想而来，其实是强人从己。“省”来自帝国派出机构，是个巨型“派出所”，不该拿来对译“state”。如此误译，只能说中国人的朝代观念——“垂直”思维有多顽强，总不能设想这“世界是平的”，离了“朝政”不能活。在“州”与“国”之间，老祖宗留有一词，可以供后人准确翻译：“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邦”！那十三“邦”离“州”远，离“国”近，各有各的议会，有些“邦”独立前已有宪法，战前各“邦”与伦敦的联系也要比与相邻“邦”紧密。一旦与母国“拜拜”，让这样的十三“邦”联在一起过，势必又要建一个“桶箍”——“中央”政府。一提“中央”政府，那十三个本来平行的“邦”立刻“竖”了起来：赶走一个“中央”政府，是为了迎接另一“中央”政府？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故而费城制宪十分艰难，“谈”了三个多月，天天吵，日日吵，好几次吵到崩溃的边缘，吵得华盛顿闭目塞听，想想还是回老家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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