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中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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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6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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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书    名】西中有东 : 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
【书    号】 9787208156890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    者】清华大学国学院编；[美]包华石主讲   王金凤译
【出版日期】 2020-01-01
【开    本】 32开
【定    价】 59.00元

【编辑推荐】
1、美国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列文森奖得主包华石，首部中文专著
包华石曾于1993和2008年两次获得列文森奖，是世界*的汉学家、中国思想与艺术史学者。《西中有东》是包华石首部中文专著，也是他聚十年研究之成果的又一力作。
《西中有东》充分体现了包华石艺术史与思想史并重的独特研究路径，不仅论述逻辑完整，而且在方法上颇富新意，采用了跨语际、跨视觉分析。
2、以视觉艺术追踪政治抽象概念的发展，探究中国悠久的正义传统
包华石使用了大量视觉材料，如欧洲肖像画、版画、印刷小册子和中国园林、山水画、石刻、扇面等。他认为某一时代视觉艺术的典型特征，意味着创作者和观看者双方对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存在某种共识。因此，他视艺术作品为政体、人民、施政权力、平等、自由等政治抽象概念的形象化，依此探讨思想的接受与普及程度。
同时，包华石通过比对西方著作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引用与中国思想论著原文，譬如18世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翻译的宋代奏章，或凯夫翻译的《孟子》，为中西政治思想正本清源，确认了启蒙运动期间存在经翻译实现的智力交换，驳斥了自由与平等始终是西方文明核心价值，以及中国历来缺乏社会公义的观点。
3、反思启蒙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思想的误读，复原历史的趋同共存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亦如同一文化内部的交流一样，是极度复杂精巧的过程。启蒙运动时期的智力交换，通过翻译过程调解、改造。因此，受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形成的、作为现代社会建构基础的政治理念，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也有相似的讨论。它们为中国和西方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共享。权利平等或言论自由等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而非某种文明的原生价值。
通过在比较视角下对所谓“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本书表明，政体的差异是结构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只要给予适合的历史土壤，理性的种子便可生根发芽。

【内容简介】
《西中有东》是列文森奖得主、汉学家、艺术史家包华石的*力作。书中探讨了平等公正的社会理想和组织设计在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和英国的发展演变，并在此过程中，复原了中国的正义传统在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有关社会公义的政治讨论和制度建设中扮演的隐藏角色。
全书以结构性分析为框架，创造性采用跨语际、跨视觉的研究方法，从人民的定义、社会身份平等、自然宇宙观、言论自由四方面着眼，具体分析了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讨论与制度建设，以及后世英国对中国材料的译介引述和对中国形象的褒贬讨论。
包华石广泛征引文献和视觉材料，以说明不论中国还是英国，当面对愈加放纵的特权和专制权力时，众多名人志士都采用了相似的策略予以理智回击。而今天，我们却只对有所谓“欧洲近代早期”的发明耳熟能详。事实上，前工业时代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发展有着众多相似的经历，譬如受过教育的非贵族人士的崛起、印刷技术的普及、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不断扩张的艺术市场、公共领域的出现等等。正是这些共性经历，使得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在18世纪产生了革命性互动。

【目录】
第一讲导言
方法
文化政治
17 世纪文化政治的特质
18 世纪文化政治的特质
20 世纪文化政治的特质
第二讲施政权力
以威严来显示的施政权力
近代早期英国施政权力的形象化
古典官僚理论中的施政权力
近代早期中国施政权力的形象化
第三讲政体
中古中国的政体
政体与大众
宋代的政体与人民
政体的形象化
作为政体形象化表达的山水画
特权与法律
第四讲人民（上）
在朝堂宫廷中表现“人民”
在民间草野中表现“人民”
人情
艺术与社会
第五讲人民（下）
“人民”的另类视角
第六讲平等在中国
人与贤能才干
个体道德选择的形象化
隐私权与所有权
第七讲平等在英国
官职与荣誉
贤能才干与贵族身份
监察与贪污腐败
监察与世袭特权
贤能才干与个人品质
启蒙运动晚期的激进分子与中国
第八讲自然（上）
自然世界
古典中国自然世界的形象化
从自然到“自由”
近代早期中国自然世界的形象化
自然主义与自然
自然的形象化
庄子与个体自由的论述
第九讲自然（下）
错落参差之美
自然的形象化
第十讲言论（上）
汉代中国关于政治言论的制度性保护
汉代中国对异议的形象化
中古中国的政治反馈
宋代中国的制度改革
宋代中国对异议的形象化
第十一讲言论（下）
欧洲人对于中国平等观念的回应
“来自中国人的论点”以及英国人的回应
近代早期英国关于不公正的形象化
帝国的反击
伏尔泰，中国与英国
约翰•威尔克斯与言论自由
启蒙运动晚期的激进分子与中国
结论

评议为中国人民声辩
印象记清华园里的包华石

【文摘】
第二讲施政权力

过分简朴（excessive simplicity）只能取悦愚者与弱者，因为他们的领悟力迟钝，将不同概念组合在一起的能力也受到禁锢。

——威廉·钱伯斯勋爵《东方造园论》

皮尤基金会（the Pew Foundation）于2014年3月13日发布了一项全球性的研究报告，针对的是人们区分宗教与道德的能力。在诸如非洲或中东这些地区，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都不能想象缺失了上帝的道德会怎样，这就是将宗教与道德合二为一了。另一方面，与西欧一样，在中国和日本，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能够对上述两者作出区分，在其所属共同体的宗教习俗的具体表现中将“道德”的概念提取出来。

在很多封书信中，托马斯· 杰斐逊都清晰地区分了不同宗教的具体教义与世界各地通用的道德准则。这种区别无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根据，并且作为第一修正案被写入宪法。只有认识到道德是居于特定宗教习俗之上的，才有可能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然而皮尤的研究发现，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美国与非洲以及中东更为相似，因为绝大多数美国受访者不能从当地宗教习俗所表达的教义中，将“道德”作为一个概念分离出来。

在大多数的时代和地域里，让人们从具体的社会表现中提取抽象的概念都是相对困难的，这也是本书写作所设定的前提。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或许在于人类本性中的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nomy）。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可能会遇见数以千计的个体，要区别化地对待他们需要一种独立的判断，因此也需要脱离任何特定的社会传统群体对于人格的理解。然而，某些基于传统群体的观念，诸如“平民”与“贵族”，通过将人群分入为数不多的类属，使得隶属于这个传统群体的人可以和不计其数的人相处，并且相信某一类属中的所有个体都拥有共同的性格。因为甚至连哺乳动物与昆虫都能够将自己所在的族群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来，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相比于个体化的判断，指明群体身份的类属更容易让人接受。

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社会时常按世袭群体自我组织，如平民与贵族、男人与女人、佛教徒与基督徒、农民与工匠。我们发现在中国与欧洲都存在描述这种体系的古典文学作品。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对理想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描述，他注意到“首先，祭司和其他阶层分立；其次是工匠，你会发现每个工种恪守本分，互不侵犯；再次为牧羊人、狩猎者和农民等”。而《周礼》的一个段落也构想了类似的场景：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番曲面执以饰五彩，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

与柏拉图身处的希腊一样，这些职业在上古时期的中国也是世代相传的。居于这样的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将隶属于至少一种上述群体出身。每一个传统群体的成员都将拥有确切的义务与权利，但是，这种义务与权利的等级附属于整个群体，而非个人。当然，某些群体会拥有更多权利，某些群体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万一两个群体发生了争执，事情将不会依照事实来决定——因为事实生来就是平等的—而是基于谁跻身于更高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种社会之中，律法被认为是特权的一部分。特权植根于传统群体的成员身份，因此很容易理解。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近期研究，相比于将某人简单地视为传统群体的一员，形成对他人的个体化印象实际上需要更高的认知灵活度：

……研究显示，越是认可社会保守主义的个体，在认知上越是僵化刻板（罗克奇［Milton Rokeach］，1948），越缺乏认知灵活度（斯达纽斯［Jim Sidanius］，1985），总体复杂性就越低……鉴于在形成对他人的个体化印象、开放思想（斯卡尔［Sandra Scarr］与温伯格［Richard Weinberg］，1981）以及信任他人（斯特吉斯［Sturgis］等，2010）的过程中，认知的能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认知能力较低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社会保守主义的右翼意识形态，主张维持现状不变，由此获得心理稳定性与秩序感。

这项研究的作者们很快就指出，上述数据并不表示所有的保守派都头脑简单。保守派人士也与其他人一样，都可以是智慧、缜密与善于表达的。但这些作者确实发现，认知技巧有限的人更有可能被那种非黑即白的分析模式所吸引，而这种分析模式为很多保守群体所倡导。

由此得出，“天才”之类的概念将更加难以精确界定，因为它是个体化的。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诸如“公民”（citizen）这种与“平民”（commoners）形成对照的观念，“公民”之类的术语确实在历史记载中出现较晚，至少在平等主义的意义上来说是如此。当然，有人可能会问：“‘公民’这个群体难道不是和‘平民’群体一样吗？”实际上，“公民”与其类属的关系和“平民”与其类属的关系是不同的。“公民”是由法律界定的，而不是由血统、种族、宗教或是任何其他象征着传统群体身份的特质所界定的。讽刺的是，当一个人属于法律规定的类属中的一员，比如说“纳税人”（taxpayer）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不再被传统群体所定义了，而是成为了一个个体——该法律范畴内的众多成员之一，其个人特性也无法通过传统群体的成员关系来预知。

在《不平等的形式转变》（“Changing Forms of Inequality”）一文中，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讨论了社会分配优势资源的两大体系。他所谓的“分选体系”（sorting systems），类似于历史学家所谓的“任人唯贤”（meritocracy）。他注意到有些人攻击这样的体系存在偏颇，于是他补充说，对于此类设定的捍卫者提出“较之于资助关系、以社会类属来分配、按资历布置或随机抽取等其他可能的选择，上述筛选将会产生更优质的结果”。

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是蒂利关于“不平等产生之过程”（inequality-generating processes）的分析，换言之，就是非任人唯贤的体系。蒂利认为，大多数“不平等产生的过程并不……符合分选的模式”，原因是不平等产生的体系（inequality-generating systems）典型是基于人们成长的社会环境，而不是个体的特性。如此一来，结果是“差异没有逐个显现，而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性别、国籍、种族、门第、宗教等聚拢成群。”蒂利此处“逐个地”（continuously）的意思就是个体地（individually），“聚拢成群”（bunching）则可以被注解为一个以血缘纽带、宗教身份等为基础形成的群体。

尽管使用了社会科学的术语，蒂利的分析似乎支持这样一个假设，即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来分配权力、身份地位或者其他社会上的有利位置：（1）基于个体的特征来分配位置的分选体系；以及（2）基于传统群体的成员身份来分配位置的不平等产生体系。这一研究进一步提出，前者非常需要更多认知灵活度来支撑，也因此后者在历史性的社会中更为常见。

【前言】
第一讲导言

我们并不需要高明的评论技巧就可以察觉到，那些主张的提出者毫无信誉可言，并且从未涉足中国。然而，思维一旦怀有偏见，它就倾向于采纳最为荒唐的谬传，并且将这一切都视为事实，这种思维趋于贬低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把这种不喜欢说成是值得赞扬的美德。
—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化被看成比中国文化更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唐宋时期存在若干与启蒙运动时期对应的核心概念：变更世袭特权制度以利于吸纳德才兼备的人才（托马斯•杰斐逊—柳宗元）；裁决政策的根据是事实与理性而非宗教或社会特权（狄德罗—白居易）；提倡对政府政策及其制定者直陈谏言（塞缪尔• 约翰逊—苏轼）；秉持一元论的自然观（斯宾诺莎—章如愚）。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境况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但其结构上的相似之处（structural parallels）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在“平等”之上构想讨论，比如近代早期的集权政体这个司空见惯的话题。
在《对比的想象—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运动史论》（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一书中，乔治• 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历史学家：一类试图为某个进程建立一种更好的学理性认知；另一类则从事比较性的工作，以促进通常是值得庆祝的国家历史的产生。［1］“中国”与“西方”的比较通常属于后者。［2］本书试图追溯近代早期的中国关于诸如平等或言论自由等权利的讨论与制度［3］，连同英国启蒙运动（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对上述讨论及制度的回应，以此实践第一类历史学家的理想追求。

方法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认同视觉艺术具有认知维度，并将其运用在对政治抽象概念（political abstraction）发展进程的追踪之中。本书的基本假设是，与有形且具体的实物相比，人类在认知上更难理解政治抽象概念。比如“施政权力”（political authority）这一抽象概念，在中古时期的中国［1］与中世纪的欧洲一样，宏伟庄严的外观是权力（authority）的显性表达。从为贵族阶层（the aristocracy）设计的衣饰、徽章、车轿与城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权力运用的展现。甚至连代表施政权力的词在近代早期英国都是“贵族身份”（nobility）［2］—一个将权威等级寓于衣物服饰与仪态举止的术语（参见第二讲）。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欧洲人来说，将施政权力的概念从有贵族身份的人的具体形象中抽离出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本书的重要篇幅就将致力于准确地解释上述抽离是如何达成的。
同样，诸如“政体”（the polity）、“人民”（the people）这样的政治抽象概念，在中国与欧洲出现得都比较晚，而它们的演进轨迹则可以通过文本和图像追踪。最后，本书的研究方法将指出，中国与英国绝非完全不可比较，实际上，在17 世纪与18世纪，二者的相似之处有增无减。此外，尽管在此期间有不可否认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但这些相似之处或许与其说是“影响”的产物，不如说是结构的必然性（structural necessity）。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的历史是拒斥上述方法的。亨廷顿假说（The Huntington hypothesis）［3］认为，学者可以从不同文化的传统群体（groups）［ 1］—特别是西方与“他方”（the Rest）—各自拥护的价值观中，辨别出本质且经久的差别。如此，它便可以将无法比较的文化价值观之间先验与普世的冲突，假定为全球政治冲突的根本来源，以此来抵制历史的趋同共存（convergence）。［2］
自启蒙运动以来，比较的视角便如影随形。伊丽莎白• 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的研究（分析详见本讲后文）论证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崛起如何促进了本土的稳固与其他地区的妖魔化，并使一种直至今日依旧活跃的文化政治传统得以形成。这种做法在欧洲大陆也很普及，比如中国就因为国际贸易的成功与后贵族政治（post-aristocratic）的社会体系而被视为对手和威胁，很早就引来了像孟德斯鸠和黑格尔那样的名人的致命攻击。这一过程在冷战期间复苏并变本加厉，致使历史上的中国形象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冯珠娣（Jud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