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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缺德” -- 新时期有关“伤痕”文学的一次大论战之文献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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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与“缺德” -- 新时期有关“伤痕”文学的一次大论战
    文学史专家一般都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十七年文学(1949年至1966年),文革文学(1966年至1976年),新时期文学(1976年以后)。
        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此时从长期压抑和追害中挣脱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们,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先是带着欢庆的情绪,沿着文革文学的脉络,发自内心地唱起了对党的赞歌,抒发着第二次解放的喜悦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同时还展开了对“四人帮”“文革式”的批判。当歌喉唱哑,喜泪流干,钢牙锉碎,恶气吐尽,一切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真正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蓦然发现,“四人帮”带给国家的灾难,决不仅限于濒于崩溃的经济,更可怕的是他们在思想上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毒害,拨乱反正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于是一个以伤痛、悲苦的情感为基调,以揭露性的题材为特点,以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11期)、《伤痕》(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创作思潮应孕而生,并很快统治了各类文学书报刊的版面。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描写大胆反抗所谓“四人帮”的英雄作品问世,其代表作是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话剧《于无声处》。1978年5月,青年工人宗福先写完了话剧《于无声处》。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了。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
        文艺界和思想界向来是互动的。邓小平复出不久,便于1977年5月24日,公开提出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思想解放的闸门被打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力推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5月12日转载。随之又于当年12月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把解放思想作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了出来。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尚未真正走出极“左”阴影的人们,开始产生了迷茫,有的怀疑三中全会以来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有的则欲矫枉过正,推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见微知著,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者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对这个讲话,有人做出了中央政策要变、要“收”的解读。在这样的“风向”下,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开始升级。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刊物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4月,《上海文艺》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淀清的《歌颂与暴露》两篇文艺短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尤其是《“歌德”与“缺德”》一文,一些人感到不寒而栗,从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把以前大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其主要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歌德”与“缺德”》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阎纲的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王若望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一文,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何等霸道!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经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不过此文提出了两个文艺理论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导致文艺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只要是生活真实,是典型,应该允许暴露和讽刺。暴露也好,讽刺也好,都是作者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手段。《“歌德”与“缺德”》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的英雄。在标榜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下,贩卖极左思潮,反对“双百”方针,这是决不能容忍的!7月22日,《河北日报》第四版发表文章《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是广开文路还是划地为牢——也谈歌颂与暴露》。8月1日,第三版继续发表文章《也谈歌颂与暴露——与××同志商榷》、《等闲平地起波澜——评〈“歌德”与“缺德”〉》。8月7日,《河北日报》第一版发表全国各地报刊和文艺界广泛评论《“歌德”与“缺德”》一文的消息《批判极左思潮大胆鼓励文艺创作》。8月9日,第三版转载《人民日报》文章《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发表《温故而知新》、《歌德与毁瓜》等文章。8月24日,第三版发表全省许多地市文艺界纷纷座谈《“歌德”与“缺德”》的消息。9月5日,第一版发表消息《批判极左思潮端正思想路线》,报道省文联4单位联合召开会议,遵循“双百”方针,讨论《“歌德”与“缺德”》等文章和文艺理论问题。全省文艺理论工作者和各地市文联、宣传部代表六十余人参加讨论。省委宣传部领导发表讲话,要求河北文艺界认真补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这一课,继续深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消除阻力,繁荣文艺创作。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六期文章《“歌德”与“缺德”》展开讨论,并转载了《光明日报》王若望写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和新华社播发的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等文。随后,上海、北京等地纷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多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也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请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年所罕见的”。8月10日至2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上海市文学、戏剧、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的著名人士,文化部的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出席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北京。8月17日。《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志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也批评社会了一些人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罪给文艺界的观点。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
        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在一些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如1979年第8期《河北文艺》刊登了署名陈良运的读者来信:《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
        此间,《人民日报》还刊发了系列争论文章:
        7月31日,转载《河北日报》7月22日的《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一文。
        8月13日,署名“闻山”的文章:“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学习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8月20日,郑汶: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
        8月20日,杜雨: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
        8月31日,新华社:出席《文艺报》、《文学评论》座谈会消息。
        9月3日,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 ——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任记》
        1979年第8期的《山东文艺》上刊登的署名“益言”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孙子健:《谈“影射”及“赶时髦”——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一文。
        10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启治”的文章:《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的特写〈人妖之间〉》。明确提出“是做粉饰生活的所谓‘歌德派’,还是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勇敢地‘干预生活’”的问题。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了白桦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针对“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再次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歌颂什么救世主。理由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与此同时,吉林的《长春》与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浙江的《东海》等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赞颂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的大好形势,批评“歌文”等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是一股“倒春寒”。强调作家要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此时,对“歌德”与“缺德”的文学论争已广及全国20多个省市。
        《“歌德”与“缺德”》引出的风波越闹越大,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歌德”与“缺德”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立即批示应予重视。在胡耀邦的倡导下,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9月4日和9月7日,在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中宣部邀请了河北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和这篇文章作者,以及全国文联的一些负责人和在京的文艺界理论评论家约20人参加。 
        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内部思想上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躲开矛盾绕开矛盾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胡耀邦指出,《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同志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当然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主要责任在李剑同志。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较大。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键,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这个问题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河北省委宣传部及文联表示,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准备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一篇由于《歌德与“缺德”》所引起的争论而吸取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5日,第9期《河北文艺》编发了冯键男等人的署名批评文章,编者按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我们的毒害很深。为了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要排除“左”右干扰,特别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本刊今年第六期发表的《“歌德”与“缺德”》等文艺短文,引起了全国强烈的反响,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指出它是极左思潮的反映,其观点是有错误的,文风是不端正的。对此,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九月二十一日,省文联在石家庄召开各地、市文联主席、重点作者会议,传达了中宣部会议精神和胡耀邦的讲话内容,大家为之欢欣,都为中国思想战线有耀邦这样一位开明领导人感到高兴。”
                                         后来的事
        一年之后,李剑一反“歌德”姿态,在1980年6期《湛江文艺》上发表一篇小说《醉卧花丛》,以尖锐、深刻、彻夜的批判之笔再一次震动了文坛。小说描写在大串连途中的一位女红卫兵,掉队后遇到一个男性农民。农民想亲亲这个城里姑娘,姑娘起初犹豫,想到毛主席语录:“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就是否认革命……”顺遂了。农民要求和她发生关系,她想到最高指示:“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她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
        李剑这篇涉及最高指示的创作倾向引起了广泛的不安。一些地方举行了大型的讨论会,上海《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人民日报》也撰文对李剑上纲上线,说他是攻击伟大领袖的“恶徒”。此时《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华铭的文章《评醉卧花丛》,从小说的创作手法和思想价值作了细致中肯的分析评判,否定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态度。胡耀邦读到了这篇文章,予以肯定。 胡耀邦这条批示的材料的后面附有《评〈醉入花丛〉》影印件。李剑的立场飘忽不定,耀邦同志态度明确:思想战线不能再棍棒飞舞;不能再让疾风暴雨降临到百花盛开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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