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通证（冯振撰）

九五品

￥17.60

2020-01-06售出

展开详情

商品描述：: 老子通證整理弁言〖MZ(1〗整理弁言〖MZ)〗
自一九三四年一月起，至抗日戰争爆發前夕，《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的十幾種著作陸續印行出版。《老子通證》作爲這套叢書的第八種，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作者馮振。
馮振字振心，號自然室主人，廣西北流人，生於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一九一○年，十四歲的馮振隨叔父馮介往上海求學，就讀於中國公學、南洋公學，前後共五年，未及卒業，因重病而輟學回家。自一九一七年起，先後任梧州中學教員、北流中學教員及校長、容縣中學教員。一九二七年九月，應聘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嗣後又兼任教務主任。馮振在無錫國專供職長達二十餘年，其間雖曾兼任江蘇教育學院、上海正風文學院、上海大夏、暨南、交通各大學教授，然一直「未嘗離無錫國專」。一九四九年寒假後，馮振辭去無錫國專教職回到老家廣西北流；是年暑假，應聘任廣西南寧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年，南寧師院併入廣西大學，馮振被聘爲廣西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三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以廣西大學文教學院爲基礎，成立廣西師範學院，馮振任中文系專職教授，一九五七年起又兼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七年，馮振病逝於桂林，享年八十七歲。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争爆發後，無錫國專師生開始了長達八年多的顛沛流離、艱難備嘗的歷程。這是無錫國專三十餘年校史中最爲艱苦卓絶的一段經歷，同時也是馮振一生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最有華彩的一章。一九三八年二月，國專師生在校長唐文治的率領下，經一路輾轉奔波，抵達桂林，並租賃民房作爲教室，正常上課，從此開始了國專的「桂校」時期。是年六月底，唐文治因年邁體弱且水土不服，決定請假回上海治療，由馮振任代理國專桂校校長。十一月，因武漢、廣州相繼失守，桂林吃緊，隨之長沙在大火中成爲焦墟，無錫國專由桂林再遷往馮振的家鄉廣西北流縣山圍村。到了一九三九年，因學生人數增加，校舍無法安排，學校由山圍遷往約二十里之外的原無錫國專教授陳柱的家鄉蘿村。從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國專桂校在桂林東南、離市區約十餘里的穿山建立新校舍，並於當年九月由北流蘿村遷至桂林穿山。在穿山約有三年時間，辦學條件和環境相對比較穩定。一九四四年八月，日本侵略軍攻陷湖南衡陽，至九月十日，桂林緊急疏散。於是國專桂校師生開始了又一次的顛簸流離，而幾年辛苦建成的穿山校舍後來也毀於兵燹。桂校的師生員工先是到了蒙山縣文爾村。到了十二月，日軍攻陷新圩，逼近蒙山。因意見不一致，學校師生乃分成兩支：一支轉移至瑶山金秀瑶族自治縣，另一支先後歷經蒙山縣古蘇沖、大塘鄉，昭平縣仙回鄉鹿鳴村，昭平縣北陀鄉，最後於一九四五年三月重回北流縣山圍村；而留駐在金秀瑶山的那一支，因該地高寒食艱，無法維持，最終也回到了山圍。兩處師生匯齊後，於四月借山圍磐石高級小學重新開學上課。在此長達八年多的流離遷徙中，或是時時面臨敵人炮火迫近校園之虞，或是辦學條件、辦學環境極其簡陋不堪，或是經費來源幾近枯竭……國專桂校的師生們所經歷的種種艱難困苦，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的筆者近年撰成的《無錫國專編年事輯》一書對此有詳盡的記敘。而馮振作爲國專桂校的代理校長，以其堅毅卓絶的精神，率領國專桂校師生慘澹經營，苦心撐持，終得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又經歷了一番輾轉奔波後，復員回到無錫。抗戰勝利後，曾經擔任過無錫國專教授兼校務主任的現代文史大家錢基博，特撰《唐文治先生創設國學專門學校之宗旨》一文，文中説：
獨念二十六年十月，唐先生以寇之涉吾地，青年心理純潔之如一片白紙，未可以染；自忘其老，而以七十高齡，跋涉山川，護送諸生以移漢口，轉湘入桂，遂以委重於馮振心先生而責以代理校長。馮振心先生受命危難，當仁不讓……然而私立之校，不同國立學院專校經費之資國幣挹注。諸生無公費，學校無經費。馮先生困心衡慮以力拄艱危，諸生忍飢耐寒以相從危難。及三十三年十二月，寇深國危而桂林亦陷，穿山新建之校舍，付之一炬，馮先生則率諸生以入瑶山。戎馬轉徙，未嘗一日廢弦誦；艱苦同嘗，而無一人出怨言；此其堅貞蒙難，咸有一德，仁之至，義之盡，豈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脈於西南，而實以續如縷不絶之國命！錢基博：《唐文治先生創設國學專門學校之宗旨》，《江蘇民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這不僅可以看作是錢基博對馮振帶領國專桂校師生於抗戰八年中遷徙流離、苦難備嘗而堅韌卓絶、弦誦不廢的精神的一種高度評價，也可以看作是對無錫國專堅持辦學三十餘年所體現的價值意義的一個總結。
馮振於一九四三年撰有《馮振小傳》，文中云：「平生讀書，好首尾無間，一字不輕放過，或隨手校勘，丹黄遍其上。」「每不自揆，廣心博騖，義理、辭章、考據三者，每欲兼營並包……義理好先秦諸子，兼治宋明理學；辭章好詩古文辭，不拘於宗派，而浮詞濫調，在所必擯；考據好許氏《説文》，而清儒形聲故訓之學，亦頗心醉。」馮振：《馮振小傳》，見党玉敏、王傑主編《馮振紀念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年，第五三○頁。而他一生的教學與學術研究，亦主要圍繞上述的三個方面進行：
先看教學方面。在無錫國專等校，馮振於先秦諸子學，先後開設過《老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課程。這些課以指導學生讀原書爲主，條分縷析，綱舉目張，不故作艱深，不落入瑣碎；而於講授墨經和名家學説時，喜用邏輯和歸納的方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在講授文字學課程時，馮振以許慎《説文解字》爲主，自編講義，依《説文》五百四十個部首次第，逐字講授，其間博采清代段玉裁等各家之注及現代鐘鼎文、甲骨文之研究成果，使學生瞭解掌握文字構造與變化之義理，進而通曉文字訓詁之學。在無錫國專後期的教學中，馮振還開設過詩選的課程，據當年的聽課者之一、後來成爲著名紅學家和文史學家的馮其庸回憶，馮振在這門課上「着重講詩法，而且他講的詩法，是他自己從大量的唐宋元明清的七言絶句里概括歸納出來的，講解時一經點破，似乎恍然大悟，無甚奥秘，但難在未點破之前，能從大量的詩作中發現其自身的種種規律，形成詩法，這就實在太不容易了。」馮其庸：《懷念我的老師馮振心先生》，見馮振著《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三三一、三三二頁；又見《馮振紀念文集》，第五五四頁。
在治學撰述方面，馮振於先秦諸子學的論著有《老子通證》、《荀子講記》、《韓非子論略及提要》和《吕氏春秋高注訂補》等書。其中《荀子講記》亦是馮振在無錫國專爲學生講授《荀子》的基礎上撰寫而成。是書依原著目次，「逐篇研討，加以批評」。荀子是戰國中後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同時也借鑒吸收諸子之學，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故此書在評述荀子學説時，不僅聯繫儒家，且廣泛鉤連諸子各家，以明荀子思想之所由來。《韓非子論略及提要》則不依原著目次，而是分成法術、君臣、賞罰、重刑、必罰、威嚴、去仁愛、去施予、主道、刑名、參驗、功用、立法、明法、去私、任法等十六項，每項中先列舉原著中相關論述，再加按語進行評説；這樣，便能使讀者比較系統而完整地瞭解韓非子思想的要義。馮振在「形聲故訓之學」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説文解字講記》。是書依《説文》五百四十部次第，逐部講授；每部之字，則擇其尤要者講之。該書的最大特點，是「把經學、諸子學與《説文》學結合起來研究，并善於博采衆家之長，連類及彼，獨抒己見，在二十世紀初《説文》學的研究正在轉型的學術環境中獨樹一幟。」曾德珪：《〈馮振文選〉前言》，見曾德珪選編《馮振文選》卷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三年。
馮振在詩學方面的著作有《七言絶句作法舉隅》、《七言律髓》和《詩詞雜話》等。這三部書的共同特點，是對古代詩詞的藝術技巧及詩話、詞話中的詩詞創作理論進行總結闡發，從古代大量的作品實例中概括提煉出種種不同的詩詞作法，以「示人以規矩」。此外，馮振本人也精於舊體詩的創作，著有《自然室詩稿》、《自然室詩續集》、《自然室詩第三集》等後來與《詩詞雜話》一起，匯爲《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話》，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當年在國專就讀、後來成爲中國古典文學著名研究專家的周振甫曾評價馮振詩歌的風格特點是「語似平淡，而情味深摯，工於寫景，有詩情畫意，雖出自於自然，實經千錘百煉。」周振甫：《〈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話〉後記》，見馮振著《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話》，第二九八頁。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馮振在抗戰時期所寫的許多詩作。他在爲《自然室詩續集》所寫的「自敘」中説，當其抗戰前後數年之中，「家國之變，離亂之苦，戰士捐軀之壯烈，民衆赴難之奮勇，不特生平所未經，抑亦亘古所稀有。其驚心動魄、可歌可泣，固足以播之詩章、傳諸天下後世而不朽。」中國古代自來有「詩史」之説，而馮振寫於這一時期的許多詩作，反映那個時代國家危急存亡的局面，記録無錫國專遷徙流離、艱苦辦學的情狀，有著特别珍貴的價值和意義。
在馮振的先秦諸子學研究中，《老子通證》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在《自序》中交代該書的撰寫經過和取名緣由説：「民國十六年秋，余奉錫山唐蔚芝夫子之命，承乏教席於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既而爲諸生授《老子》。《老子》，余素所篤好者也。自來解諸子書者，莫衆於《老子》，而多先自存成見，强《老子》以自圓其説，鮮能得老氏之本真。余不獲已，别撰《老子通證》爲教本。」在體例上，是書按《老子》原書八十一章的順序，每章下於正文之外，設「注文」、「通論」、「參證」三項。在本書的《凡例》中，作者對這樣的體例設置均有所説明：「注文主解釋字句之義，即附本句之下」，「注文不主一家，上自戰代，下至今人，均有采及。」《老子》作爲中國古代道家學派最重要的元典性著作，歷來的研究者極夥，二千多年來對其進行研究和箋釋的著作，至少在千種以上；《老子通證》中採擇的相關重要研究著作也有五十多種。但作者强調這不是給《老子》作「集解」，所採前人注文「大要選其精華，求其融貫，不尚博徵，但期約取。間有不同之説，義足並存，無乖宏旨，亦兼采一二。然亦祗以兩義爲限，所以異夫集解也。時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其採擇的原則是要將前人的注解統攝於作者自己對《老子》的整體性理解之中。「通論主貫通一章之旨，繫在章後」，其中「雖時采前賢之説，仍以個人之義爲主。劉彦和云：『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此真通人之論，竊附斯義，以爲折中。」在這一部份中，集中體現了馮振對《老子》各章的全面理解。《老子》素稱文約而義奥，但在經過馮振既緊扣原文又明順曉暢的詮解后，各章之意旨便豁然而顯。「參證主比類證明，列其末焉」，「解經者貴乎以經證經，尤貴乎以本經證本經。蓋必如是而後其字義宗旨之所在，可得而明也；解子者亦何能異是。」注文、通論、參證三項相輔相成的體例設置，是一種頗有創造性的解老方法，有論者將其命名爲「三環論證法」王桐蓀：《重讀〈老子通證〉》，見《馮振紀念文集》，第一二七頁。。通過這種三環論證，就能幫助讀者對原書的字義句義、各章意旨乃至全書所表現的老子的哲學範疇思想學説，都能有較爲明確清楚的理解。
在這「三環論證法」中，「參證」部份所採用的以子證子、以老解老的方法，是《老子通證》一書最顯著的一個特色，也是歷來特别廣受各家好評的地方。早在西漢時期，司馬遷便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説：「老子所貴道，虚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也指出：「《老子》裏面全是些簡而不明的格言，因其簡而不明，所以無論提出任何一句，我們都可以隨意發揮，作一篇洋洋大文。中國原有注釋《老子》的書，真是汗牛充棟，其中十有八九是以《老子》的格言爲題目而自己借題發揮。」「我們若想在許多可能的解釋中，決定哪一種解釋是合於或近於《老子》的原意，是很困難的。所以講《老子》不難，而想找決定《老子》書中的話的原意，或近於其原意的意思，卻是很難的。」馮友蘭：《評馮振著〈老子通證〉》，見《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可以説，以「六經注我」、强古人之説以就己的現象，在歷來解老、説老各家中，體現得特别明顯。在此背景下，《老子通證》採用以老解老、以子證子的方法，其中「以本書證本書者，十之八九；以子證子者，不過十之一二」，而且在「以子證子」的部份，大多也是像《莊子》和《韓非子》中的《喻老》、《解老》這樣的早期的、直接闡發《老子》思想的文字。通過這樣一種本經互注、反復參照發明的方法，以求找出《老子》各章之間的比類關聯，進而比較客觀準確地揭示《老子》一書原本的意旨。這種方法得到了馮友蘭的稱賞，特意撰文予以評論，文中説《老子通證》一書「所用以講《老子》之方法，是很得當，值得介紹的。」馮友蘭：《評馮振著〈老子通證〉》。
劉桂秋於江南大學人文學院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九日